这里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只要户口变成城里人，就城市化了，就一切问题解决了，这也是误区。所谓城市化，实质应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实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人转成城市户口了，但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样的城市化实际是伪城市化。其中在城市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大量农村人口转成城市户口，必然很多人缺乏有效就业，就容易形成伪城市化局面。
另外，也不能产生城市化崇拜，即认为城市化什么都是好的，认为城市各方面都要高于农村，这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城市有城市的优点，也有不足；乡村有乡村的优点，也有不足，要辩证全面看。从国外发达国家看，有钱人更喜欢乡村，而不是城市。
还有，在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上，城市化应是一个次要考虑因素，关键应考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国家治理水平还有文化等方面。对一个国家而言，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物质外壳形式，并不是实质形式，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外生变量，不是内生变量，更多是产业现代化促进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另外，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可能还会产生严重的官员寻租问题。比如，一些官员可能会依靠廉价的土地，通过工程建设，一方面，可以为自己营造政绩工程，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工程吃回扣寻租，一举两得。这会导致城市化不正常扭曲快速发展。其扭曲主要表现为：一是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过度供给，比如可能会建一些巨型楼堂馆所和巨型广场等，由于供给过剩，出现“空城”和“鬼城”现象；二是可能会导致生产企业过度供给，粗放发展，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情况；三是可能导致土地资源大面积浪费，比如虽然开发区大面积开花，但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多呈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宁可慢些稳些，也比快些要好一些。因为发展总有路径依赖，一旦设施建好，返回重新建设成本更高。不仅前期投资泡汤，还要拆迁成本，另外，前期建设所产生的许多腐败，对社会发展也是巨大危害。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稳妥推进城市化是一种优化选择，急躁快速弊多利少，要稳中求进。
具体从城市化指标看，笔者认为，对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有雄厚工业支撑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可以超过85%以上，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需要谨慎推进城市化，一般以不超过75%为好。若超过75%，有可能会引发较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一般而言，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考虑城市化水平多少为合理，应重点考虑五个关键变量。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尤其是人均纯收入，这是农村人能否进城的收入前提。没有收入前提，进城就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关键变量是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越大或基尼系数越大，越不利于城市化，因为多数穷人是无法实现进城的，这些人进城也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变量是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必然越高。一个变量是土地资源约束边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一定要确保一定的农业用地。尤其在人均耕地较少的情况下，更要稳妥考虑这一问题。农业用地的红线为城市规定了最大土地扩张边界。一个变量是人口多寡因素。人口越多的国家，城市化难度必然也越大。最终，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何确定合适，需要综合考虑这五个关键因素。其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正比例关系；与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工业化水平大约成正比例关系；与土地红线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人口数量大约成反比例关系。
另外，发展中人口大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市布局的均衡问题。如何均衡，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城市化应突出两级发展。一是要突出特大城市或城市群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级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问题。二是要突出小城镇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带动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关乎国家稳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时，两级还要形成协调发展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