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第一天，父亲带我走过一片空的开阔地。在田野的尽头，一间小平房是教室。教室里，一些满脸脏兮兮的孩子正在大声朗读拼音字母。
父亲把我送到座位上，转身离开。我放弃了，伸手去拉他，他却不管我，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出去。老师送了我一些饼干，鼓励我吃一个。但我就是想哭。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大声哭泣，咀嚼饼干。同桌的女生叫我跟着她，嘴巴一会儿变成“啊”“哦”。
我读着读着，心情刚平复下来，看到父亲从教室右侧的窗户望着我，于是又泪流满面。眼泪迷倒了我的眼睛，有些小星星擦不干净。但不知何故，我没有冲出去找他，只是用眼睛四处张望。窗外，黄土地上只有几棵粗壮的桉树，父亲不知何时离开。
后来我明白了，如果父亲给我一个“一生”，我会和他共度一生。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的父亲和母亲早早起床做早餐。柴火在灶膛里燃烧，伴随着爆炒的声音，肉香透过土墙的缝隙钻进了我的鼻腔。炒菜的声音没有停止。凭着香味，我可以判断我妈是要把这一年的荤素全烧了，在这一顿饭里吃完。
过了一会儿，父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腾出一只手，整理了一下我凌乱的头发，喊道:“吃饭吧！”我笑着挣脱他，跑到桌边坐下。满满一桌子菜，像过年一样丰盛。妈妈没说话，给爸爸倒了一杯酒。我父亲接过酒，一饮而尽。当他放下酒杯时，眼睛明显红了。
饭后，父亲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行囊，母亲拉着我的手为我送行。穿过房子后面的一条沟时，我父亲阻止了我们。隔着一条可以互相伸手的沟，父亲告别了母亲。两个人都泪流满面，却没有心照不宣的过沟。最后父亲狠心，扭头就走。
我的父亲个子不高，但是他的包裹又重又大。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只知道我妈想把家里的一切都放进去，包括我和她。于是我看着他，背着山一样的包，走在一排郁郁葱葱的竹林里，越来越小。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生活的艰难。我明白，我不追上的原因是我打不过父亲，他也打不过我的命。
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带我去了上海。不久，他生病了。疼痛让他的声音总是带着哭腔，原本饱满英俊的脸庞开始消瘦。亲人不相见，有些谣言总能通过一些渠道传到耳朵里。租来的家突然从喧闹中静了下来，满是秋叶的苍凉。
严重的抑郁症像风雨一样淹没了我。泪流满面的父亲常常在窗前叫我:“儿子，出去晒晒太阳。”我眯着眼睛，看着阳光透过窗户，在房间里变成一个长方形的光。父亲的脸上总是挂着坚强而温暖的微笑。见我没动，他又喊了一声:“儿子，帮爸爸捏他的腿。”我马上搬了一把椅子到窗外，让爸爸坐下，自己搬了个小凳子，开始捏爸爸的腿。
因为生病，父亲的粗腿明显瘦了。当我给他捏腿的时候，他减轻了呻吟的痛苦，面部表情也稍微放松了一些。但是很快，我的手失去了力量，速度越来越慢。父亲说:“休息一下。”我勉强的挤了几下，不愿意，但是慢慢的就停了。
那些年，时间就像一把利剑，但并不致命。而是慢慢的，慢慢的，轻轻的切。没有血，但我们已经死了。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总在我面前说再见的人，总有一天会和我说再见的。
2003年11月3日凌晨两点，我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朱桢因病去世。我坐了最快的火车，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他去世48小时多了。亲戚都挤在旁边的小楼里，父亲一个人躺在我小时候住过的小土房里。从小楼望去，只能看到土屋顶上的梭梭瓦和屋前的一大片竹林。
第三天，我为父亲订购的棺材送到了。叔叔们去为他们的父亲更衣换棺。爷爷跟我说:“站在远处看就行了。”当我走近棺材时，我看到他安详地睡在里面，穿着寿衣和靴子，眼睛凹陷，脸颊凹陷。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离父亲最近也是最长的一次依赖了。他永远不会在我想牵着他的时候强行推开我的手。
我肯定他不会再去了，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刘小春，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四川文学》、《四川作家》、《浦东时报》、《新民晚报》、《中国文学》等刊物发表文章。散文集《高桥绝香》参加2019年8月上海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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