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莒南县，有这样一个专有名词：过年杀猪。
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名词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过年了，要杀猪；一个是只有过年时，才会杀猪。
在那片丘陵山地繁衍着的农民，即使在丰年，能有个不错的温饱，就很知足了，平时他们不吃猪肉。
很大一块肉挂在墙上，浓浓的年味便有了。（孙昊 摄影）
为了过年而养猪
在以前，当地农民过年能不能都吃上猪肉，能吃上多少，我不清楚。很可惜小时没有问问老人们。
是不是后来人民公社一成立，生产队就养猪，我也不清楚。
但我是这么想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那些粮食紧缺的年代，农民可以不吃猪肉、少吃猪肉，但必须养猪。农民养猪，一个是为了肥地，一个是为了城里人有猪肉吃。
所以，那个时候除了要求农民必须养猪，应该也是这样要求生产队的。
我所在的那个山村，那时300来口人，分成三个生产队。从我记事开始，每个生产队都在养猪。
开始应该不多，后来越养越多。这多起来的原因，除了养猪可以肥地，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为了钱。打下的粮食送到公社，叫“交公粮”，虽然也给点钱，却少得可怜。那时的农民很少花钱，但总要称盐打油。做饭要用盐，照明要用煤油。猪养大了，卖给国家，生产队有了些收入，每户能多分几块钱。
为了吃肉。全村老少，平日里几乎不可能吃到猪肉；过年了，让全队家家都能吃上肉，是每个生产队队长的愿望。
更重要的是，那时生产队养猪的成本很低，低到一年大多时候，只需要一个半大孩子，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放猪娃。
生产队养的猪，除了很冷的冬天，别的时候靠放养，从草芽初萌，到秋深露浓。三个孩子赶着分属于三个生产队的三群猪，早晨出村，傍晚回村。
这些猪，天天在村路上走着，在草地里、在刨过的花生地瓜地里拱着寻食。村里人天天看着它们，知道其中有几头猪，过年时会成为他们桌上的肉。
为了过年而杀猪
在我老家，有这样一句话：大年三十逮了只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
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到了大年三十，该准备的年货都准备好了，这天逮来的兔子并不在预先的考虑中。
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我小的时候，谁要是真在大年三十逮了只兔子，那会传遍全村，因为过年时，这家桌子上实实在在多了道大菜。
那时候，野兔不被保护。它冬季吃麦苗，春后吃刚出土的庄稼苗。尤其是刚出土的黄豆苗，一只野兔一晚上能轻易吃掉一垄。种地的农民恨野兔，但也喜欢它们提供的肉食。
不靠野兔，也有肉吃的时候，就是过年，而且吃的是猪肉。
过了腊月二十，便开始杀猪。提前杀猪，一个原因是村里只有一个会杀猪的，一个原因是招待客人需要。亲戚背着年礼来了，桌子上没有肉，那会让主人心里很过意不去。
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和会杀猪的人商量好，哪天杀哪个生产队的猪。于是，便开始杀猪。
生产队的猪栏里，除了过年准备杀的猪，大些的都卖给国家了。
一大早，猪栏的门打开了，要杀的猪被赶出来。赶到打麦场后，几个青壮年围过去，把猪按倒，捆住四蹄。这期间，猪的叫声响遍山村。长大了看书，看到“杀猪一般的嚎叫”，觉得这是文人的说法。
在那个时候，一头猪被杀前，头会受到一下重击。在它还晕着时，杀猪的人左手紧紧地把猪嘴合拢，用胳膊的力量，把整个猪头拢进怀里；然后，右手的刀从猪脖子下插进去。
这样，猪在被杀的时候，叫不出声来，最多发出些哼哼声。在它被捆和重击这段时间，猪才是嚎叫着的。
三个生产队，要杀三天的猪。对村里的孩子来说，这可比偶尔进村耍猴子的好看多了。能来到我们村耍猴子的，都是一个人，带着一只猴子。在锣声中，猴子翻几个跟头，倒立着走上一圈，便结束了。和上门要饭的人相比，这个人只是多了只猴子。
从赶猪、捆猪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从用热水煺毛到开膛破肚，孩子们尤其是男孩，会全程参与的。当然，这种参与，就是站在一边看，不漏过每个细节。
猪尿泡取出来了，在地上搓几下，去掉表面的血水；吹大，然后用粗线扎紧。在众多孩子期盼的目光中，送到一个孩子手中。再然后，是孩子们围着拿了猪尿泡的孩子，满脸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