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为纪念张之洞而命名。张公堤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督鄂时所建。建成后，大大减轻了汉口水患，保障了一方安全，老百姓视为命堤。人们感怀张之洞的恩德，称此堤为张公堤。张公亭位于汉口中山公园，1934年修。为了纪念张之洞，人们把江城名园的亮丽景点命名为张公亭。紫阳路原名张之洞路，位于武昌老城区南部，东西走向，西起临江大道，东至武昌火车站。1936年命名为张之洞路，1967年改名工农路，1972年改名为紫阳路。洞庭湖小路，位于江岸区沿江大道中段西北侧，东南起沿江大道，西北止洞庭湖街。路成于清末民初，始命名南皮路，以纪念张之洞。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人称其为张南皮。抗战胜利后改名为陈其美路，1955年改为洞庭小路。
其二，地名的变更，与张之洞的政治举措相关。方言街，旧街名。在今武珞路阅马场至首义路一段，原称东厂口正街。方言街的更名，是因为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1891）办方言商务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将原方言商务学堂改为自强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自强学堂又改为方言学堂，并将校址迁往东厂口正街，人们就把东厂口正街叫做方言街。一、二、三、四马路，是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昌修建的最早的四条马路，分别按序数命名为一至四马路。解放后沿用，1967年改为红纺一至四路，1972年恢复原名。千家街，位于武昌区武珞路南侧，中山路西侧。1906年，张之洞为便于粤汉铁路武昌火车站的交通，在今炮校东大门附近千家街南口增辟通湘门城门，同时开辟此街，当时计划在这里安置千户人家，所以命名千家街。
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武汉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汉口港的形成、京汉铁路的通车、对外贸易的激增、民族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得汉口跃升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城市；武昌作为湖北省城、湖广督署驻节所在、华中重镇，以及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湖北新军，无疑加重了武汉的政治砝码。随着武汉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加上武汉地区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尤其是在湖北新军中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革命思潮的鼓荡，使得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近代中国的“两湖地区处在风云际会的漩涡中心”，“就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而论，确乎是发难于东南沿海，而收实功于华中腹地”。武昌首义给近代中国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也投射在城市地名上。这有几种情况，其一，为纪念武昌起义而命名的地名。武昌为首义之区，首义和首义烈士是城市的骄傲，他们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为纪念首义和首义英烈的城市地名有：彭刘杨路、首义路、三烈士街、起义街、起义后街、永胜街、义烈巷等。其二，以纪念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元勋，很多地名以他的名字或政治主张命名。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三民路、民族路、民生路、民权路等。此外，还有为纪念其他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命名的地名。如蔡锷路、黄兴路、黎黄陂路(指黎元洪，其郡望是湖北黄陂)等。
三、国民革命时期
国民革命时期，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掀开了武汉近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也逐步移往武汉，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武汉作为红色首都而为世界瞩目。汉口英租界的收回、东征讨蒋、“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八七”会议的召开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武汉的城市地名，也记载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反映这一历史背景的城市地名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具有鲜明的反帝特色。北伐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中国工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开展起来。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殖民权益，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千方百计地干涉中国革命。北伐军进军武汉时，英舰在汉口上游50公里处向北伐军开炮；1927年1月3日，英军水兵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英租界的反帝运动，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武汉人民取得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