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地名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它浓重地打上了帝国主义殖民色彩，有的逐步清除，有的还至今残存。这种特征，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尤其是武汉作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其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是高得令人咋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汉口真正开埠通商是在1861年，先后有英、法、美、德等17个国家在汉口通商。这些国家为了维护、扩大其殖民利益，纷纷在汉口设立领事馆，建立租界。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压榨、政治统治、军事占领、文化渗透的基地。先后在汉口设立租界的国家有英、德、俄、法、日等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列强在武汉的租界才被全部收回。汉口租界，在武汉的近现代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灰色的一页。
武汉城市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并反映在地名上。这有两种情况：
其一，相当长时期使用带有殖民痕迹的名称，收回租界后或解放后更名，消除殖民色彩。例如：解放公园路，位于江岸区中山大道北侧。20世纪初，洋商集资在今解放公园处开辟“西商跑马场”，此路即跑马场前专供车马通行的道路。路成以后，以英商怡和洋行的大股东渣甸之名命名为渣甸路。1958年以解放公园在此路的东北侧，改名为解放公园路。山海关路、兰陵路、大庆街、华清街、岳飞街、胜利街等均属此类。
其二，地名体现尊重历史，但一定程度上残存着殖民时代的痕迹。比如：西马路，位于江岸区解放大道北侧，台北路与球场路之间。东南起解放大道，西北抵黄孝河东南岸边，后延伸到新华下路唐家墩路段。路分东南、西北段，东南段建于1924年前后，由华商修建万国跑马场后开辟而成，命名为万国马路。30年代，因此路处在英、德两国棒球场之西，改称西马路。1967年改名爱国路，1972年，复名西马路。分金街、马场路等也属此类。武汉城市地名浓缩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应该说，不同时期的人类社会生活都会留下印迹，都会反映在文明载体上，包括在城市地名上。也就是说，武汉城市地名不仅反映了近现代史，而且反映了古代史、史前史。
但是，何以独近代史在武汉城市地名中表现得如此鲜明呢?笔者以为，个中缘由大致有三点：
其一，与观察者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关。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近现代史与处在现时代的我们更为贴近。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而言，不是“远山的呼唤”，而是几乎触手可即。我们的祖辈、父辈，乃至我们本身就是这段的历史的见证人(当然不是全部，而是部分)。所以，当我们通过城市地名反观过去百余年的历史时，感受更为强烈。
其二，与武汉这座城市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有关。在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诸多论说中，冲击一反映模式曾经广有市场。其要点之一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外力的推动。对于其间的学理探究，学人多有论及；且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姑且置之不论。但需要说明的是，外力固然是武汉的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是，武汉的现代化有其内在的驱动力，具有“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自身的变异性，以及这种变异所包藏着的奔往近代的必然趋势”的特性。简言之，武汉城市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在现代化过程中，武汉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欧风美雨”，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吸收并创造性地转化西方的先进文明，体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开放姿态。19世纪末，武汉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充分挖掘本国资源，通过兴实业、办学堂、修铁路等举措，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后来居上，超过其他第一批开放的沿海、沿江城市，成为仅次于上海工商业城市和文教中心。这种开放的心态，使得它始终能引领时代潮流，处在不同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备受。按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武汉城市地名，鲜明地反映了作为社会存在的近现代社会生活，即近现代史。
其三，与武汉在近现代史上的历史命运有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逐渐呈现出从沿海而沿江而内陆的梯次态势。作为水陆交通要冲的武汉，更是他们觊觎的目标所在。为此，他们对武汉大力经营，把它作为西方列强向华中腹地伸展触角的前进基地。他们在武汉开商埠、设领事、建租界、建工厂、办银行、辟航道、修铁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强度介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塑着武汉城市的面貌。换言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武汉渗透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剧，武汉城市越发远离传统而更加趋近于现代。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华殖民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斗争史，侵略与反抗的交织，是贯穿于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这样，就使得武汉城市地名烙上了厚重的时代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