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21日，“中印药品监管交流会”在上海召开。会上，中印两国药品监管机构围绕印度药品对华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
嗅到了商机的印度药企就开始蠢蠢欲动。
2018年7月，印度第二大制药公司安若维他投资1亿美元设立安若维他药业泰州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印度阿拉宾度制药与罗欣药业达成合作，共同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联合投资研发和生产体系以引进呼吸领域产品；
2019年2月，印度药企瑞迪博士的硫酸氢氯吡格雷片申请了生物等效性试验，为进入中国市场作准备。此外，阿拉宾度、瑞迪、太阳制药等印度大型药企均陆续在进行中国的药品申报。
2019年7月，印度制药巨头西普拉（Cipla Ltd.）欧洲分公司 CiplaEU 宣布，将和上海创诺医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创诺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将在中国投资建设吸入剂产品生产基地。
制度问题一直是印度仿制药入华的最大障碍：进口仿制药实施的是临床审批制，一款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需要数年时间。
随着加速审评审批、取消抗癌药关税等一系列对跨国药企的利好政策出台，此前掣肘跨国药企的因素，正在被逐渐降低。
中国加入ICH之后，进口原研药、进口仿制药获批加快更是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2018年底，国内临床试验默许制实施，进口仿制药也进入备案制时代。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25000元的瑞士格列卫就将被980元的印度格列卫代替。
不过，说到印度仿制药成本控制的问题，顺带提一句，这背后黑幕也很多。利用印度许多贫民不识字，也没有钱治疗，药厂和医院很容易就获得了大量“小白鼠”。
《印度时报》曾于2013年报道称，在2007至2013年年间，约有2644名印度人死于药物临床试验中。而2015年的数据则显示，从2013-2015年有1335人死于临床试验。据估计，参与人体小白鼠实验的印度人，多达6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