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陕西的年轻人姚合在一个春日踏上扬州地界，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江北烟光里，淮南胜事多。市廛持烛入，邻里漾船过。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
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是名副其实的水运枢纽，因此，许多诗人都把聚会的地点定在扬州，一同游湖登塔、诗酒酬唱。
白居易和刘禹锡就曾在扬州留下一段佳话。他俩是同龄人，也是好朋友，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两人都已55岁，白居易离任苏州刺史，回长安述职；刘禹锡卸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返回洛阳，二人相约，在扬州逗留一段时间。
两位大诗人都是宦途多舛，因此惺惺相惜。在一场宴席上，白居易写下了诗句，说满朝文武都在升迁，只有你却频繁遭遇种种不幸。刘禹锡则和诗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正是在这首诗里，刘禹锡留下了千古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这首诗写得好，并不在于辞章优美，而在于一种乐观豁达的襟怀。白居易记下了他们畅游扬州的点滴，大约半个月的盘桓，他俩每天出去游玩，走遍了扬州桥，登遍了扬州塔，十分尽兴，暂时忘却贬谪的伤感。
曲调萦绕在阡陌小巷里
扬州成为明清时期南方戏曲重镇，人们多归结于其拥有盐商的资本和水陆交通要冲优势。其实，这只是部分原因。如果到这座城市骨子里那种爱美、爱生活，又从容不迫的风仪，你就会理解他们心中有歌就必须唱出来的性格了。
明朝正德年间，昆曲兴盛起来之后，全国各地都把苏州的昆曲看成最正宗的，明朝文学家徐渭说苏州的昆曲流丽悠远，最为动人。一条看不见的昆曲文化生产流水线，日夜运转着。那时候，扬州城舞台大，演出机会多，演出水准高，扬州剧坛大有超过苏州之势，从苏州请老师、请演员成为一种时尚。至今，在扬州古城里还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记述着扬州的城南旧事，这就是苏唱街。鼎盛期，苏唱街周边聚集着数百上千苏州人，吴侬软语飘过青砖围墙，又回荡在枇杷树间。
扬州人爱戏曲，爱得真切，爱得热烈，也爱得专业。“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郑板桥用诗句记下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昆曲趋之若鹜的盛况。
扬州城里，一家家戏班应运而生。七大内班是在两淮盐运使司挂了号的，也代表着扬州剧坛演出最高水准。平时官方有演出任务，必须首先完成任务，其余时间，可以在城里和附近乡镇自由演出。双清班清一色由女子组成，所到之处，明眸顾盼，莺声呖呖，让观众如痴如醉。还有一种串班，完全是业余人士组成，平时各自忙自己的生计，牵头的一声令下，有的从插秧水田里上来了，有的放下货担来了，有的从手工作坊来了。他们的演出，与其说是为了谋生，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苏唱街上的老郎堂是扬州演艺界的神圣殿堂，老郎堂供奉的老郎神，是负责演戏艺人事务的，有人说老郎神的原型就是唐明皇。凡在扬州码头上演出的戏班，必须先到苏唱街老郎堂祀神挂牌，再到司徒庙试演，然后才可以正式演出。
老徐班是扬州戏班的翘楚，自然很难请。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来到苏唱街上的老徐班门市部，邀请戏班下乡演戏。掌柜的一看乡下人粗陋的模样，便故意刁难说，我们戏班天天要吃火腿，喝松萝茶，而且每一本戏的价格是300两银子。按照当时的市价，4000两银子就能买下一个戏班子了。这本是为了回绝而开出的刁难条件，想不到乡下人竟答应了。演出的那些天，乡下人把火腿、松萝茶和银子扔在戏台上，别的什么都没有。在演《琵琶记》的时候，演员不小心唱错了工尺，只见那乡下人拿着一把竹戒尺，敲着戏台以示叱责。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乡下人是个填词度曲专家，连忙羞愧地道了歉。
苏唱街的中段有一口老井，深深的印痕，就像镌刻上去的。几百年前的清早，晨光熹微中，那些刚刚吊完嗓子的女孩子曾经叽叽喳喳，像小鸟一样拥挤在井台边洗漱吧？
梦想翱翔在汽笛声波里
这个城市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是在西汉，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被封为吴王，他在扬州煮海为盐，开矿铸钱，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国家实力也强了，扬州城出现了第一次经济起飞。
第二次则到了隋唐，连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诞生，扬州恰好位于长江和运河的十字交叉点，这绝佳的地理优势，除了对岸的镇江，再也找不出别的城市了。因此，在唐朝，扬州跻身全国一线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