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先生1942年出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并未就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展开论证，但因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翠亨孙氏祖籍为紫金，而紫金是“纯客住县”，则本书认为翠亨孙氏为客家人是不言而喻的。
罗著发表后，既有人赞成，也有人不赞成。如邓慕韩所写之《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就以孙氏语言、婚姻与客家人的差异作为反驳的理由。但其时罗著已得到蒋中正、孙科等题词作序，邓慕韩等人的意见似未受重视。此后，有不少书与文章依据罗先生的结论，称孙中山为客家人。我们看到过一种日本人写的关于面相的书，第一个标题便是《客家人与中国江南型面相¾¾孙中山就是客家人》。[6] 足见“孙中山是客家人”之说流传颇广。
自60年代以后，陆续有人撰文对罗著提出质疑，也有人著书撰文为之辩护，在争论中，连带涉及到翠亨孙氏是否客家人的问题。[7] 下面，把各方面的有关论据，再归纳和分析一下。
二、翠亨孙氏族人对祖籍及自己是否为客家人的意见
自罗香林先生《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对翠亨孙氏祖籍是紫金还是东莞，“学者之间颇有争议，先生家属之间，意见亦不一致。”[8] 甚至有人对有关文物资料的可靠性也提出疑问。如果详为引述，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容纳。现在，只能就翠亨孙氏成员的表述（包括他人的转述），作些介绍和评论。
赞成孙氏祖籍为紫金的人士常引用所谓“国父自述祖祠在东江公馆村”。这段自述出自林百克著、徐植仁译之《孙逸仙传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年版）：“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上的一个龚公村（译音）里。”查英文原文则为“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现在被认为是紫金祖籍的中坝孙屋排，其孙氏一处坟地小土名称“公馆背”。但这里有两个疑问：第一，孙中山与一外国人谈祖籍，为何不说县名，只说祖籍所在村庄的一个小土名的前半截？（“公馆背”似不可简化为“公馆”）；第二，中坝孙屋排实际上并非“on the East River”，而是属韩江水域的村庄。因此，以孙中山这段话作为祖籍紫金的自述并没有说服力。罗香林先生早年同意过的Kung Kun为Tung Kun（东莞）的可能性恐怕更大些。当然，因字母有异，这段自述也不足以作为孙中山承认东莞为祖籍的证据。
近年，有人披露，孙科先生曾说，“国父曾告诉他，老家原住东江永安县（现名紫金），”[9] 但我们所见的一些文献资料，与上面转引的口述史料则明显有矛盾。
1、1912年5月，孙中山曾到香山左埗头孙家祠堂祭祖，现留有合照。[10] 如孙中山早知祖籍为紫金，当不会到与紫金毫无关系，祖籍为东莞的左埗头孙氏祖祠祭祖。
2、1932年9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之《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系采“东莞说”，上有“十五世祖常德公为元杭州刺史，迁珠玑巷。后与东莞伯何真公善，复偕子贵荣贵华贵绍贵武，至东莞员头山居，乃为来粤之始，十四世祖贵华公，分居上沙乡，迄明代。十三世祖礼赞公始迁香山县，即今所称中山县者。居东镇涌口村，生二子，长乐千、次乐南。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此谱稿成后曾分送国民党元老及党史会委员签注。后来，国民党党史会把各方意见集成《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所有签注者均未见对上面引文孙中山祖籍东莞提出异议，更无人提及孙中山祖籍为紫金。孙科的签注只是把“分居左沙头”改正为“分居左埗头”，若孙中山以往对孙科讲过祖籍为紫金，孙科在签注时不应毫无表示。左埗头孙氏按“东莞说”与翠亨孙氏同宗，若按“紫金说”则不相涉。孙科既把“沙”字改正为“埗”字（此字不常见，非中山当地人亦不会知道正确写法），可见当时对“东莞说”并无异议。[11]
3、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的《总理事略》，谈及孙中山先世时也采东莞说。孙科曾为题写书名，他在亲笔题词中又说：“《总理事略》，编订明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举出40年代以前形成的文献中有孙科承认紫金为祖籍的证据。实际上，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党史会的委员均接受“东莞说”，至少并无异议；只有罗香林先生说“原住紫金，后迁东莞”，但现在的史料已证实“紫金”、“东莞”两说并不相容。因此，近年出现的各种关于孙中山早就说过祖籍在紫金的口述史料，与已知的文献资料便有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