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过去40年来一样，10月12日下午，王爱花坐在红专东路边。
一块搁在塑料筐上的木板，摆满了槟榔和蒌叶。日晒雨淋，这样的木板烂了好几块。王爱花左手拿着牙刷，在叶子上刷贝壳粉，把叶片折成三角形，再盖上保湿的毛巾。开车经过的路人，摁下喇叭，朝她比了个“2”。王爱花左手换上了刀，右手掌心上的槟榔被切成三块。20块钱的槟榔连同折好的蒌叶，被塞进红色塑料袋，交易全程不到10秒。
“老顾客现在没那么多了”，她抬起头，露出额头上的几绺白发。王爱花肤色黝黑，身子瘦长，斜挎着黑色小包。家中六姐妹，她13岁起就帮母亲卖槟榔，“那时候很少有人卖的”。
王爱花说，以前生意好，一天能卖400多块钱，现在一天才卖100多，下雨天只有七八十块钱。靠卖槟榔，她养活了两个儿子、老公还有自己，“老公不干活，整天喝酒”。很难再有一份工作，让只念到小学四年级的她，撑起四口之家。
一场台风正逼近海南岛。旁边服装店放着她听不懂的流行歌，货架上的袜子，几次吹落砸在肩上。接起电话，王爱花拎着一袋槟榔，骑上电动车，又赶去送货。
到了夜里，更多年轻的女子散落在万宁街头，做着和王爱花一样的活。凌晨两三点，还能见到她们。“现在钱难赚，工作不好找，很多人都卖槟榔”，卖槟榔的小妹又补上一句，“槟榔也不好卖啊”。
10月10日晚，四叔槟榔批发店，街头小贩们在此挑选槟榔。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病毒已经在空气里了”
一杆秤、一块蓝布、一把簸箕和铲子，是槟榔收购商符传梅的家伙什。
10月9日，连日暴雨停歇。万宁长丰镇农贸市场对过，往来农民比前些日子多。
有农民从电动车后兜取出槟榔，“又是拿小袋子装的”，符传梅苦笑一声，接过袋子过秤。收购槟榔，靠量取胜。她预计，今年收入比去年要少一半多。
这一行，符传梅干了五六年，槟榔一年比一年少。往年最多的一天，她收了1万多斤，而今年每天都不到1000斤——这只是以前一个农民的单日采摘量，“你看看差多少”。槟榔少了，怕磕着碰着，她在地上铺了层蓝布，还有同行去地里帮农民摘槟榔，“割下来就收走了”。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万宁的槟榔树染上了黄化病。
当地农民说，槟榔树先是叶子发黄，收缩变短，随后不开花。从发病到结不出槟榔果，大概三四年时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队和万宁市统计局编写的《万宁统计年鉴——2020》，2019年北大镇和长丰镇槟榔种植面积分别为34525亩和30400亩，在万宁12个下辖镇中，位居第二、第三。
但如今，北大镇和长丰镇的大量槟榔树，低垂着泛黄的树叶，有的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杆，甚至树杆也东倒西歪。不会说普通话的摩的师傅，偶尔蹦出一句“全死了”。
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局长刘立云介绍，槟榔黄化病1992年就在万宁出现，最近5年大面积发病，减产特别厉害，“一年比一年严重”。截至2020年，万宁市槟榔种植面积53.4万亩，黄化病发病面积为35.869万亩，占到了67.1%。
10月10日傍晚，长丰镇黄山村附近。56岁的杨亚寿，放火烧掉了生病的槟榔树，地上留着焦黑的树桩。他挥着锄头松土，小土粒飞起来，落在拖鞋上。肩胛上滴着汗，“全部消毒了，把它烧掉”。他蹲在地上，两手一摊，担心下一次又染病，“怎么赚钱啊？”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万宁市槟榔鲜果销售总收入34.4亿元，近30万农民从事槟榔种植，种植人均纯收入约6880元。
杨亚寿的努力，很可能是一场徒劳。
不光是杨亚寿，当地农民想了不少办法：剪掉泛黄的叶子；施化肥，给槟榔打吊针；用无人机打农药；运来新的土壤；开垦一块未种过槟榔的新地……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得出结论：“病毒已经在空气里了”。
“目前解决黄化病问题，还没找到很好的答案”，刘立云说，一亩槟榔地正常产量1000斤，他们请了大量公司和研究单位攻关，都没有达到恢复30%至40%产量的预期，“现在10%都达不到”。他甚至开始担心农民返贫，“很多农村的学生上学，是靠种槟榔供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