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槟榔，是相对轻松的农活，又有较高收益，是万宁的农业支柱产业。
先在地里挖洞，施农家肥把土养肥，挑八九月份的下雨天，槟榔苗长到25厘米就能移栽到洞里。种下后浇水、施肥，杂草比槟榔高了就锄草，“不用怎么管”。当地农民祈甫雄，1995年在山头种下5000株槟榔。即使当时1斤槟榔果才卖1块5左右，7月至次年1月的丰收季隔上半个月就能摘一次，每次能卖五六千块钱。
2008年，同村里不少槟榔种植户一样，祈甫雄花20来万在长丰镇盖了两层房。今年每斤槟榔鲜果收购价涨到了23元左右，但他5000株槟榔一株存活的都没有。靠种茶叶和割橡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饭吃，但少有钱买鱼买肉”。
“农民搞生产，什么都不赚钱，种槟榔最挣钱”，祈甫雄说，“但现在种不出来了”。
10月11日，北大镇东兴农场附近的槟榔树，叶子泛黄低垂，患上了黄化病。新京报记者 杜寒三 摄
加工厂停产七成
和农民同样发愁的，还有万宁市槟榔初加工企业。
截至2020年，当地有242家槟榔初加工企业或合作社。10月原本是槟榔加工旺季，往年工厂里彻夜灯火通明，货车来来往往。但今年分外冷清。刘立云说，约70%的加工厂处于停产状态。
10月10日，在槟榔加工重镇长丰镇，加工厂老板郭敬武眉头紧锁。
往年9月，他的厂子就开始生产加工，加工好的槟榔干果堆成小山。但今年厂房空空荡荡，没有工人，只有暴雨倾注在棚顶的声响。
郭敬武撂下电话，“问我要不要进槟榔鲜果，哪里敢要？”他起身蹲在椅子上，在计算器上按下一串数字，算了笔账。卖给他的鲜果最便宜也要26.3一斤，4斤鲜果才加工出1斤干果，筛掉质量不达标的只剩9两。再加上煤电等生产成本，1斤干果成本在115元左右，但当时1斤干果最多卖到107元。
这意味着，按1袋干果70斤的包装，每加工1袋，就要亏近600元。“加工的越多，亏得越多”，他说。
若在眼下开工，就是赌干果价格上涨。郭敬武的工厂有80个加工炉，装满需要50万斤鲜果，每加工一轮，仅收购鲜果这一项成本就要上千万元。“停工也就亏点银行贷款的利息”， 郭敬武说。
刘立云深知加工厂的艰难，向银行贷款收购鲜果的情况，在当地非常普遍。万一干果价格下跌，“卖掉全部果也不够还贷款”，刘立云说，“搞不下来就没有机会翻盘”。
与此相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9月17日发布的一纸通知，更让郭敬武焦灼——自当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他觉得，“第一个信号已经打出来了”，若对槟榔管理越加严格，“日子相当不好过”。
广电总局的通知，已开始影响部分加工厂的生产模式。
有着两家工厂的李天浩，今年没敢大量收购鲜果，“担心槟榔行业在市场上走不下去，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不同于往年收购鲜果、加工、出售干果三个环节同时进行，他的厂子今年先收购一部分鲜果，在加工成干果出售之后，再开始新一轮鲜果的收购。
女工心细有耐心，每年8月到来年1月的加工季，长丰镇和各村都很难找见女人，她们多在附近的槟榔加工厂做活。这样季节性的工人，李天浩雇了200个。一天140元，再算上加班费，每月工资有五六千元。
“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很难找到其它工作”，他在沙发上用力画了一个圈，如果槟榔行业受到冲击，“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就业怎么办？”
李天浩说，厂里的工人还不太了解广电总局的通知，只知道老板们今年生意难做，没有活干。
几乎每家加工厂的老板，都会提到雅利槟榔，“你上雅利看看，他们规模大”。
雅利槟榔，是万宁本土首个槟榔品牌，其品牌所有者海南雅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利公司），也是万宁首家本土槟榔深加工企业。公司董事长陈辉龙，还是万宁市槟榔协会会长。
但面对广电总局的通知，陈辉龙也一脸愁容。协会的会员单位天天问他，“怎么搞啊？”他说，“我也不懂怎么搞”。
通知出来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又向陈辉龙重复了一遍政策。雅利公司下架了在自媒体及终端上的产品推广，目前销售额已减少一半。但陈辉龙觉得，原因并不在于停止宣传推销槟榔，而是通知本身，这让“消费者也开始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