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诊断是金标准，外科医生都很尊重我们病理医生。比如一台手术要做快切，手术医生就等病理医生一句话，如果‘好’就缝合下班了，如果‘坏’就切了，所以我们是不能出一点错的。”谢曼华说。
胡修德：一辈子在显微镜下找“坏东西”
今年87岁的胡修德退休前是宁波市第一医院病理科主任。这次，他以病理前辈的身份来到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参观了一个个科室，连连感慨：“太好了，太好了，作为病理人，我的心愿都实现了！”
胡修德是宁波人，1959年毕业后在山东做外科医生后转做病理工作，1984年回到家乡宁波。“当时，宁波市第一医院非常迫切地要组建病理科。领导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下来。”胡修德说，当时病理科只有三个人，他与另一个医生，还有一个技术员。条件非常艰苦，房子是临时的，风扇也是后来添置的。奥林巴斯的单目显微镜是办公室最贵的设备。
“每天，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等各个科室的检材源源不断送来，凡是要活检的，都需要做病理诊断。”胡修德清楚地记得，到1996年退休时，他所在的病理科仍然只有三四个人，一年检查了18200多件标本。加班加点是常态。在胡修德家的书柜里，郑重地摆放着一个由浙江省医学会2017年颁发的璀璨的水晶奖杯——“浙江省病理事业突出贡献奖”。
回忆起当时的工作，胡修德有个很深的印象——每天都要磨刀。
为什么要磨刀呢？胡修德说，现在宁波病理事业发展迅速，分工明确。当时，医院的病理科处于初创阶段，取标本、装玻片、看片子、下结论，往往需要一个人“一条龙”操作。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临床医生从乳房肿块中取了几滴组织液送到病理科后，被包在蜡块里面。有可能这样一个标本要切几张来检查，甚至要切几十张，刀是不是锋利，刀工是不是过硬就很要紧。切偏了，可能组织液都没切到，没法检查。
当时的设备自然也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刀子也要手工磨。因此，每天他都会提前到单位，先和技术员一起磨刀。如果刀子不够锋利的话，片子就切不薄、切不到位。
胡修德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做病理工作，越来越有意思。病理人的工作就是在显微镜下找‘坏东西’，准确判断出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坏。”做病理，最怕的是“漏掉”。可能“坏东西”或者“癌细胞”已经在检材里了，病理医生一不小心，就让这个“坏东西”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这直接影响到病人的治疗。因此，病理人只要在岗一天，就要有高度责任心，来不得一丁点马虎。他举例，甲状腺结节有二三十种病变，责任心不够的话，肯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此次以病理前辈的身份受邀来到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胡修德激动不已：“作为一个病理人，我这辈子的心愿已经实现了。看到宁波的病理事业现在这样的面貌，比梦中还要好。”
特别在看了中心高瞻远瞩又周全完备的“十四五”规划后，他愈发相信，宁波的临床病理诊断事业还将更上一层楼，百姓也必将更加受益。
贾杭若：病理中心的切片和染色方式真“高级”
已经退休多年的贾杭若，如今还坚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病理科的岗位上。1990年，她从外市调到当时的311医院、现在的第九〇六医院病理科。她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九〇六医院病理科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她成了病理科的第二人。
“那时候就一间房子，对半隔开，一半做切片，一半做诊断。没有通风设备，连脱排油烟机都没有，化学气体排不出去，味道很大。”
这次参观新病理中心后，现代化的切片和染色方式让她大呼“高级”。
回忆最早的时候，切片的刀要靠手磨，每切几张就要磨一下，后来虽然有了自动磨刀机，但片子还是很难切薄，透光性必然会受影响。但现在的病理中心已经直接用上了一次性刀片，切出来厚度仅两三微米。接下去的染色环节，也从曾经的人工染色、染色不均变成了现在的自动化均匀染色，不仅提高了观察诊断效率，还避免了染色过程中福尔马林、二甲苯等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伤害。
在成为一名病理医生之前，贾杭若已经在部队院校医学院执教病理15年。她说，从给学生讲书本上的理论到真正在临床上做出诊断，碰到疑难问题是常有的事。“那时候，宁波地区每周会组织一次读片会，各大医院每次统一指定一个地点，大家都过去。然后各个医院都会把有疑问的片子送上去，大家集中讨论。相比之下，现在中心把大家集中起来，有问题可以马上交流，就方便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