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这些彩蛋总是依据对象的喜好而有客制化的设计。像给皇太后的彩蛋中就有回忆丹麦故居风景的细密画，或是水晶内安装亚历山大三世骑马像；而尼古拉二世继位以后的彩蛋内容政治性就较强些，如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纪念、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行纪念等。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后期，皇储阿列克谢的形象开始成为彩蛋歌颂的主题，例如1912年献给皇后的《皇储彩蛋》——深蓝色不透明的外壳乃由上、下各六瓣的青金石组装，并用路易十四风格的金饰纹样掩盖接缝。彩蛋内的惊喜是一个镶满钻石的皇家双头鹰纹样宝座，中央是皇储阿列克谢身着皇家海军服的细密画。小王子是母亲的期待与国家未来的希望，寓意再明显不过。
1912年皇储彩蛋。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
总的来说，每颗彩蛋的故事不同，有属于家族的回忆，也有宣扬俄罗斯帝国的武功，也有纯粹赏心悦目者。上行下效，其他贵族富绅也跟法贝热下过彩蛋订单，精致程度各有千秋，但每颗总是独一无二。其他付不起高昂费用的人，还可以改买迷你彩蛋吊坠、耳环饰品当成贺礼，或直接在店面选购当季流行的成品——各种用宝石制成的盆花、象生动物、或是相框，总让人皆大欢喜。
1896铃兰花蓝。俄国法贝热美术馆。
若仔细观赏，就会发现法贝热作品所运用的技法种类十分繁杂。除了精湛的金工与宝石切割技术之外，融入俄罗斯本地的珐琅烧造传统与欧洲流行的细密画、钟表八音盒等机械装置，都丰富了每一颗彩蛋的可看性和惊喜度。它们都是运用各种知识，集众人之力完成；成品的外貌可以跟欧洲同步流行法国路易十六风格，也可以是东正教马赛克镶嵌技艺的极致表现，或是借古创新的文艺复兴风格。更重要的是，法贝热并不执着于贵重金属的材料堆砌，整体设计的搭配才是法贝热的重点。在一段1914年的采访当中，他曾这样评价进入俄国市场的外国珠宝商：“很显然，如果你想把我的作品跟其他品牌诸如蒂芬妮（Charles Lewis Tiffany）、卡地亚（Louis-François Cartier）、宝诗龙作比较，你会发现它们的价格比我的还要高。当然了，他们是商人，而不是珠宝艺术师。昂贵的东西对我来说不具吸引力，如果它们的售价仅是因为用了许多钻石和珍珠的话。”而本地的竞争者，还有同为御用珠宝师的波林家族（House of Bolin, 现为瑞典品牌W.A. Bolin），以及来自芬兰的A. Tillander。跟同业的竞争和学习，以及坊间出现的仿冒品，都说明了法贝热受欢迎的程度，也让20世纪初的珠宝业激荡出更大的火花。
然而，法贝热跟这些珠宝商也随王朝同样遭到厄运。1917年革命之后，失去了顾客群的法贝热公司迅速衰败。1925年，卡尔‧法贝热留下最后一枚尚未完成的复活节彩蛋，与家人乘上了前往拉脱维亚的最后一班火车，随后漂泊流离终老于瑞士。公司品牌在1950年代转入西方之手，遂与家族经营无关。
最后的归宿
十月革命后，沙皇的珍宝遗物就全部被打包送往莫斯科，集中在克里姆林宫内珍宝库保管。不过，斯大林的态度与列宁不同，他认为出售珍宝以换取外汇是相当合情合理的事，于是这批彩蛋连同其他珠宝开始流出宫中，至今散落世界各地。
如今尚存于世的法贝热复活节彩蛋中，有四十二枚是为皇室制作的；其中有十枚收藏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珍宝库博物馆，成为俄罗斯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彩蛋多半纪念政治事件与彰显皇权。其中量体最大、材料最奢华者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彩蛋》。它是纪念190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到访莫斯科而制作的，于1906年完成。彩蛋的底座部分是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与城垛，以四座具代表性的塔楼围绕中心白色的蛋体；带东正教典型洋葱金顶的白色蛋体，象征着克里姆林宫内最古老的圣母升天大教堂，那里正是举行沙皇加冕仪式与各种宗教法事的所在地。而这枚气势非凡的蛋堡，还内藏一个八音盒，可用一枚金钥匙上发条，播放两首圣歌。相传，那正是沙皇到访时询问的两首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