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以数为万物本原，《老子》也讲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用数来解释。可是再往下，就没有数了，而是象。以后的思想家将数发展为术，即《易》中的象与术的结合。比如：六、七、八、九，老阴、少阳。三阳为老阳，三阴为老阴，二阳一阴为少阳，二阴一阳为少阴。“大衍之数五十”的“数”不再是《老子》“一生二”所讲的数了。其结果就是没有往抽象的方向发展，象术都是现象界的和具体的事物。《老子》提出“道”，没有进入“非道”的理路去讨论。
《周易》从阴阳两分开始，但没有继续沿着两分的道路向下走。八卦是阴阳两极产生的结果。乾坤为两个门户，进入后，应该二分为四，但没有继续两分，而是用三分来组合。在乾坤两卦之下，三个阳卦，三个阴卦。为何两个阴爻一个阳爻的卦属于阳卦？王弼认为，天地人三才，做主的只有一个。王弼注《易》，已经排除了很多汉代的“术数”非理性成分，但他的理性仍然不够彻底。他的“三才”说不对，三应该代表三个阶段。人类早期，观察到一切东西都有发生、发展、衰亡三个阶段，一、二、三这三个数可以代表每一天早中晚的现象和人类少年、中年、老年的现象。如果从阴阳继续二分的话，就无法表现三个阶段的观念。佛教讲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其实主要还是三个，合病与老为一个阶段。天地人三才是横向的分法，三阶段是纵向的分法，这符合早期人类对事物观察有三个阶段的认识。阴阳是观察事物得出来的两个相关的观念，光明与黑暗，白天与夜晚，太阳与月亮，男与女，等等。同样，三个阶段的观念也是观察的结果。说“天垂象”，“观天象”，就是这个意思。
基于白天黑夜的阴阳观念，发展出早中晚三阶段的观念，这就是从二发展出三的走向，异于西方的两分法走向。有了早中晚的时间观念，阴阳的发展和变化就成为可能的了。有什么证据说有早中晚观念？八卦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事物，有自然界的，有人类社会界的，比如家庭成员。乾卦下面的这三个阳卦中，“震”是长子，“坎”是次子，“艮”小儿子。坤卦下面的三个阴卦中，“巽”为大女儿，“离”为二女儿，“兑”为三女儿。这些子女就是在不同时间出生的。八卦中的阴阳没有明确的时间性，而早中晚三阶段是时间性的。早中晚是三个，阴阳是两个。三和二，用数学的方法组合，就是六个，再组成重卦，就是六十四个。由二到八，中间有个六。从二发展到三，中国古代的数就到此为止，以后都以象为主。
可见，《周易》的阴阳两分，不是严格的对偶，不是相互排斥的，无法发展成逻辑学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后来的阴阳鱼或太极图之中。《周易》的阴阳二数，发展出三，没有沿着两分的原则向下发展。《老子》也背离了两分，由数进入象术的领域。阴阳观念是经验的，没有升华到思辨的高度。从另一方面看，《周易》的阴阳是运动的，可以互补，另外，早中晚的时间概念也是变化的、循环的，从而可以为历史理性提供哲学基础，即事物是“变”与“常”的统一，有一定规则可寻。另外，阴阳二者虽然有分别，但没有互相排斥，没有将不在场的舍去，二者都在场，没有形成西方的在场形而上学，有利于中国历史理性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理性强调“常”与“变”，不仅考虑在场的因素，也考虑不在场的。可以说，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
也许有好奇者会追问：为什么中西的二分法会不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语言的不同有一定的影响。语言的特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逻辑的特点。语言和逻辑是紧密相关的，中西皆同。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文有一个特点，即一些词加上前缀a，就构成该词的反义词，从而产生一对意思相反的词，正是两分法的对偶性。比如：tomos是分割的意思，加上前缀a为atomos(英文的atom)构成分割的反义词：不可分割，即原子。追究中西文化不同的原因，追到语言学特点，就算到源头了。再往前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回答“什么因素决定了中西文明起源时不同的语言特点”这样的问题。
作者附言：本文原是2010年6月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2017至2018年间，大约有半年时间，陈宁博士每周三来我家讨论学术。他根据录音，整理成文，而且核实了相关资料，并对第一部分的前人观点做了增补。这篇文章是我们共同劳动的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