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史上最早采用二分法的是毕达哥拉斯，他的有理数与无理数，就是二分法。无理数被排斥在有理数之外，因为二者之间不可通约。二分法在数学上的作用正是逻辑理性的体现。几何学也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几何不能有矛盾，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毕达哥拉斯以后的哲学二分法是存在与非存在之分，存在就是有理的，无理的就不能存在。比如，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绝对排中，非有即无，非无即有。凡是存在的就是知识，是能说和能想的知识；非存在不能说不能想，不是知识。存在是一，而不是多。柏拉图的“分有说”，将存在从一发展为多。一个“我是”就分成两个，一就变成多了。不能动的“是”变成可动的。“我不是”包括了“是”。这个动，是观念的运动，不是历史的运动，不是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是人的运动，而这只是概念的运动。然而，概念的运动，一分为二，突破了静止的观念，在思想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涉及到辩证法。西方的二分法对科学绝对有好处，当今的数码技术带来的革命，的确离不开二分法。
柏拉图运用两分法来寻找定义，先将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分出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从二者中选出一个有关的概念再进行两分，重复这样的过程，最后得到定义。比如，“政治家”的定义先从“管理一群动物的技艺者”这个概念开始，将其分为“管理野蛮动物者”和“管理可驯服动物者”两个相对立的概念；然后将前者“野蛮动物”排除，对后者“可驯服动物”继续进行两分，得到“管理水生动物者”和“管理陆生动物者”；后者再分为“管理飞行动物者”与“管理行走动物者”；后者分为“管理有角动物者”和“管理无角动物者”；后者包括“管理可杂交动物者”与“管理不能杂交动物者”；后者有“管理四足动物者”和“管理两足动物者”；后者包括“管理有羽翼动物者”和“管理无翼动物者”。将每一层的两分中保留下来的那部分加在一起，就得到了“人”的定义。因此，“政治家”的定义就是管理一群可驯服的、陆地生活的、行走的、无角的、不能杂交的、两足的、无翅膀的动物的人。这一定义虽然不准确，但其逻辑的定义方法是奠基性的。更加严格的定义，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属概念加种差”(genus differences of species)。
西方的二分法，永远是除外法：规定一次，就否定一次。规定了“管理无角动物”，就将“管理有角动物”除外了。斯宾诺莎的“规定即否定”的深层含义就在这二分法之中；牟宗三先生也说：“一有抽象，便有舍象。”每抽象一次，就会抽出共同的东西而舍去特殊的东西。所有“A是什么”这类的命题，同时也说明“A不是什么”。比如，“你是”，就是“你是你自己”，意味着“你不是非你”，将不是你的人排除了，这才真正把“你”讲全面了。“你是人”这样的判断表示，你不是非人，但因为大家都是人，“你”与别人分有了“人”这个概念。这两句话在逻辑上把一个“你”分成了两个“你”。
二分法和思想律是全部逻辑系统的基本原理。二分法体现了逻辑的对偶原则：任何一个项A被否定后就成为它的相反项-A，-A被否定就成为它的相反项A。比如：有理数的否定就是无理数，反之亦然；存在的否定是非存在，反之亦然。存在好理解，非存在就不好理解了，在现实中没有，但它的意义是逻辑上的，逻辑的威力就在于它可以超越感性的认识，在纯理性中不违反定律的要求。肯定和否定的对偶性是思想律的根本。二分法的关键在于与三条思想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紧密相关。一个概念在被两分之前，自身就等于自身。公式是A=A，不能不是A。这是同一律。两分之后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必须是相互排斥的，非彼即此。用判断句表示就是：凡S不是P，凡P不是S；公式：A×(-A)=0。如果有的S是P，或有的P是S，二者的关系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这是矛盾律。一个概念一分为二后，两部分加起来必须是穷尽的，必须还等于一，不能有遗漏的部分。用判断句表示就是：凡非S是P，或者，凡非P是S；公式是A (-A)=1。这是排中律。
中国的是《周易》的两分法，即阴阳鱼、太极图式的。阴阳是互补的。男为阳，女为阴，男女结合生子，繁衍后代。因此，由阴阳而八卦，由八卦而万物。阳卦中有阴，阴卦中有阳。西方的两分法，1里面的A和—A不能运动，《周易》的阴阳是可以运动的，但运动的规则缺乏逻辑。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不是排斥的，也不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剧烈的断裂。《周易》的二分法，被排除的东西又进来了。乾坤没有定义，在这里是天地，在别处是牛马，是父母，等等。乾坤永远在场，因为舍象没有舍出去。母亲生了儿子，阴(母亲)就应该退场了，只剩下阳(儿子)。这与西方的不同。西方每一层的抽象，都将一部分舍掉。说到茶杯时，所有茶杯的概念就在场，非茶杯之物就被舍掉，或退场了。抽象的结果到“是/存在”的时候，就是永远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