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周人的天命论开始，古典文献中充满了统治者必须以德治国才能够长期执政的看法，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三皇五帝的憧憬，更是把三代由天命论决定王朝命运的历史推向乌托邦式的远古时代。《春秋》作为史书，也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作。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体现了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结合，他所推崇的“王者”是实行“仁政”的君主。
道德能不能继承？这个问题中国曾经讨论过，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的。无产阶级怎么能继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德？可是，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传统道德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也是黑格尔的否定中的继承。批判继承，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逻辑在道德上有合理性，道德怎么能没有继承呢？刚出生的婴儿，无法以道德观去衡量，他一出生就在承受着历史的包袱。中国古代，男女如果没有媒人，怎么能结婚呢？现在则无所谓。可见，不同时代，道德标准不一样。男女授受不亲，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人对西方男女见面相互贴脸的行为，是看不惯的，认为不符合道德标准。大清王朝的使臣见到这样的行为，惊吓不已。现在则不同了。道德是由风俗决定的，一点不假。
人必须有历史理性，也必须有逻辑理性。逻辑理性也好，历史理性也好，对人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在历史中得到了证明。这两种理性各自都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中占据支配地位，其他理性占从属地位。
(四)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作用
世界历史，在科学革命之前，中国一直处于优越的地位，而西方处于落后的地位。因此，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革命？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原因是中国重人事的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而西方以逻辑理性占统治地位。可以说，西方人“醒来”早，而“起来”晚。古希腊以逻辑理性为基础的几何学、数学、自然学，在当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长时期内是学者为了纯学术而研究的对象。直到17世纪，逻辑理性才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方法。法国的笛卡尔将几何学和数学结合在一起，创立了解析几何，引入了坐标系和线段的计算方法。这一贡献的用途非常大，比如，可以计算抛物线。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培根和其他几位哲学家兼科学家提倡科学研究应当是理论和实验相结合，这一方法在科学领域也有极大的贡献，开启了工业革命。培根的经验主义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分析判断以外，又加上综合判断，西方走到了前面。培根的书名《新工具》，就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两人同等重要。一切科学学科，包括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都是以严密的数学逻辑为基础的，每条定律都有相应的数学公式表示。没有逻辑就没有科学。
历史理性的作用表现在社会层面。现在产生文明冲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风俗不相容。如果依赖逻辑理性来解决文明冲突，必然产生更严重的冲突。历史理性是法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证明？罗马帝国时期的近东、中东，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教之间，甚至各个教本身内部，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甚至发生多次战争。任何一个温和的教派，在受到压制时，都有可能发展为原教旨主义。历史理性人的情感，强调“变”中有“常”，寻求历史所以然，因此能够引导人们设计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人类既然有非理性的一面，就不能仅以逻辑理性来处理矛盾。韩国人与日本人有很大的矛盾，这就是历史造成的。如果没有历史理性，我们就不容易理解历史。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不是纯理性动物。宗教人士认为纯理性的只有上帝，非宗教人士认为纯理性的人如同计算机，失去人情味。也就是说，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情，所以人的行为不全由理性支配，在很多情况下，感情支配人的行为。理性与非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分析过了。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中大致有四个部分，有的属于理性，有的是非理性。先秦儒家也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性善性恶即是，但他们的分析没有希腊人充分和彻底。
人性的善恶或人的灵魂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历史理性能够理解，而纯粹的逻辑理性则不能。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才有偶然性，而以逻辑理性推之，历史则没有偶然性，全是必然的。说“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不按常理出牌”，都是明显的例子。人在作决定时，往往有“不在场”的非理性因素在后面起作用。历史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可以从这两类理性的作用予以回答。逻辑理性必须历史化。几何学的论证，不需要结合事实，仅仅是一条一条地推导，就必然得出结论，没有偶然，数学概率论才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因为概率论结合事实了，历史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