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城计”的故事为例。《三国志》没有记载诸葛亮的“空城计”事件，但这个故事在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就有流传。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认为《三国志》太简单，命令裴松之搜寻各类材料补充《三国志》。裴松之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有150多种。其中有本书提到司马懿的后人与朋友对话，朋友说到了空城计的事件，并且以此事件嘲笑司马家族。裴松之从几个方面分析，质疑这个故事的可信性。“空城计”的故事说是发生在西城，在陕南的东部，现在的安康一带。当时汉中和关中是主战场。诸葛亮在汉中，出祁山伐曹魏，先向宝鸡方向出发，然后从渭水上游向关中西安发动进攻。当时曹家不信任司马懿，让自家人曹真驻守关中，而司马懿的部队在当今的湖北一带，所以西城的地理位置与“空城计”对不上，司马懿也不在关中。曹真曾经计划主动进攻诸葛亮，从关中进入汉中，但是在路上遇到大雨，恶劣天气将近一个月，曹真也因此生病。这时，曹家才将司马懿调回关中。所以司马懿与诸葛亮在西城的对抗，没有可信性。
中国史学是有逻辑的，但中国人没有将逻辑抽象地发展出一套有定律有系统的学科，而习惯于具体的形象思维。先秦诸子论证其观点时，都是引用具体的历史事件，司马迁引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史记，太史公自序》)。“道不离器”的说法表明，“道”本身不能推演，必须依靠具体的事物“器”来解释。中国人所依靠的逻辑主要是归纳法。西方人则认为，归纳法是不可靠的，你可以举出一万个例子，但找出一条相反的例子，结论就不成立。
史学离不开逻辑，材料的取舍和甄别等等，都要经过逻辑的推理。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又是相互联系的。逻辑理性直接影响到自然科学，历史理性影响到人文学科。而自然科学本身也是历史的。逻辑理性对历史理性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逻辑理性，就没有历史理性；但是，有逻辑理性不见得就有历史理性。为什么如此？因为人作为一种动物，有非理性的方面：七情六欲。感性、情感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的“体验”(erleben)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感情这东西，动物也具有，但动物没有逻辑理性。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前者以推理为主，后者以感性为主。单靠逻辑，没有经验，是不行的；单靠经验，没有逻辑，也不行。英国从培根开始，二者结合，出现了工业革命。
我们再看逻辑理性、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伦理学)的关系。伦理学也是一个专门的学科。欧洲有个学者，后来去了美国，叫麦金泰尔(A.Maclntyre)，写了《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研究道德理性。他不仅研究西方的，也研究中国的。道德理性自古就有两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知识即美德”。知识决定道德，知道什么是善，就会行善。在苏格拉底看来，道德是由逻辑理性决定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老师的观点，他的《伦理学》强调道德由风俗决定。风俗有时代的不同，地区的不同，道德观是不同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是历史的。康德认为，道德一定以理性原则为前提。“金律”(Golden Law)也是历史的，古今贯通的；也是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一些古人认为符合道德的东西，现代人则认为不符合。中国人认为符合道德的，外国人认为不符合。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的道德观也与其他人不同。不同道德观的人，在历史舞台上都受到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之光的照耀。苏格拉底的道德观是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逻辑理性，但他的伦理学却是历史理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在梵蒂冈教皇宫里创作的《雅典学院》，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人放在画中央，柏拉图手指向天，亚里士多德手指着地，表现出师徒二人的理论不同。
凡是认为古今道德是一律的，就是逻辑的；凡是认为道德可以继承可以变化的，就是历史的。我们可以说，道德理性既有逻辑理性的依据，也有历史理性的依据。在逻辑理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道德理性受其支配；在历史理性主导的情况下，道德理性也必然受其影响。中国的伦理有古今相同的道德，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随时代变化，有逻辑理性的背景；中国伦理也讲前后变化的道德，这集中体现在“礼”的层面上。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是符合道德的，但是，见嫂子落水而不去援手相救，“是豺狼也”，这种情况下，“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可以不遵守，这叫做“权”，即权变。权变，就是以非正常的手段达到正常的目的。中国人现在认为男女跳交际舞，道德上没问题，已经放弃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可见，道德理性反映了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