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记载非常丰富，而且古今是连在一起讲的。《左传》中的人物讲当代，离不开古代，拿古代的事情验证当代。古代文献中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周公在《尚书》中说的“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先周时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周公的说法。克商之前的周人已经继承了殷文化的很多东西。这表明中国人在文化文明上是有根底的，一脉相承的。有因循，有损益，也就是有继承，也有改变。这就是中国历史理性得以建立的直接的经验基础。历史就是有、无的交替和延续。有会变为无，无也会出现有。“变”与“常”，可以用旅客住店来比喻。旅客昨天来今天走，都是过客；而旅店是常的，昨天和今天是不变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是同样的意思，营盘是“常”，兵是“变”。
周公没有否定所有的殷王，只是否定商纣王，纣之前的都被称为哲王。这就是继承的原因。另外，周公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就是改变，是非常伟大的思想。周公的时代可以看成中国的“前轴心时代”，孔子所处的“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是“轴心时代”。周公只意识到统治者要实行德政，但没有提出“仁”的概念，这是时代的局限。周公面对的是建立各种制度的要求，考虑的是如何稳定局势。孔子继承周公的道德观，发展出“仁”的观念，即把人当人对待。这一观念的伟大程度，接近自然法。
中国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是，哲学家们离不开传统。中国最初的历史理性是与道德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即周公的言论，但到战国时被五行理论取代了。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从汉到隋，一直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因为关系到政权正统与否的问题。中国有丰富的历史传统，这既是遗产，也是包袱。后来的人背着这个大包袱，不能将其轻易甩掉。孔子何尝不是背着个大包袱向前走？他的思想有新有旧。先秦诸子各家都有对三代的继承，都“出自王官”的说法不可信，但都有传统的根源。儒家墨家都引《诗》、《书》，只是解释不同。儒家温和地继承周公的观点，孔子的伦理是有层次的，由里向外是“仁”，由外向里是“礼”。墨子的兼爱没有等差，有点类似基督教，但又没有基督教的整体理论。道家否定“六经”，当然否定的时候，就会产生黑格尔说的“扬弃”。法家也否定“六经”，但对其内容也很熟悉。“六经”的特点是“经世致用”，是政治哲学，是伦理哲学。《孟子》受其影响，讲些经济理论，法家也提出自己的经济理论。司马迁引其父亲司马谈的话，“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历史理性与政治挂上了钩，史学为政治服务，为实践服务。历史既然与时间有关，就是线性的，线有直线和线段。直线的两端没有限制，可以无限延长；线段的两端都有头，不可延长。中国史学有“通”的精神，可以比作无尽头的直线；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只当代，可以比作线段，线段也是直线，只是长度有限。
中国的自然理性不如希腊的发达。“五德终始说”是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结合，用五行的循环比附朝代的更替。这种比附的结果，秦国毫无顾忌地、公然地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实行专制独裁，他们认为这是完全合乎历史规则的，有历史的合法性。到了汉代，儒家感到秦的残暴违背道德，改“五行相克”为“五行相生”，并且把秦排除在相生的序列中，不承认秦为正统。所谓的“紫色蛙声，余分润位”，意思是说，紫色是杂色，是红与蓝的混合，不算正色，蛙声不算正声。余分的概念是，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与月亮盈缩的时间不能整除，一个月多出来一、两天的叫做大余，多出几个时辰的叫小余。所有的余积累到29天或30天就可以闰月，所以叫“余分润位”，即历法上，岁月之余分只能算是润统，而不是正统。、这是《汉书》形容王莽篡政的话，但也适用于秦朝。
周公讲的天是宗教之天，天是主宰，有道德，挑选人间最有德的人做统治者。孔子讲天，对挑选决定人王的宗教之天存而不论，将道德之天引入人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产生一个后果，即人可以与天、地参，给后来发展出的天、地、人“三才”铺垫了道路。荀子讲天，又不同于孔子，是自然之天，但他不是讨论自然，研究自然。他公开声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此观点极其壮观，但他没有说应该研究自然，分解自然的成分。可见，中国人从来没有将天/自然当做一个课题来研究。人为万物之灵，天与人就是一致的。孟子认为，知人就可以知天。这一点到了宋儒那里，就更加大谈特谈，而那时西方的文艺复兴已在萌芽中。儒家讲“因循”，讲“损益”，就是要去包袱，批判地继承。但是在文化传统如此深厚的条件下，很难使“损益”达到质变。没有外在因素冲击的话，很难有突破。佛教进入中国，但很快就中国化了。人是历史的动物，即人是摆脱不开历史传统的。古希腊文明的传统是空白，也就没有包袱在身，可以轻松而自由地进行思想活动。中国三代甚至远古帝王的传说和历史是极其丰富的。这些传统使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无一不重视历史，可见他们受到传统的影响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