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理性是多重的，中西理性的侧重点不同：西方重视逻辑理性，中国偏重历史理性。中西文明之别，关键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人，包括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理性。实际上，中国人有理性，只是结构不同。中国虽然没有逻辑理性，但也有一定的逻辑思想，而中国是历史理性占支配地位。中国人重视历史理性，但没有从历史理性中推出逻辑理性。西方的历史理性从分析中来；中国的是从经验中以归纳的方法获得的，在“变”中发现“常”。中国人看待“常”是离不开“变”的，即“常”与“变”的统一。这两类理性对人类都有贡献，缺一不可。
(三)逻辑理性、历史理性、道德理性三者的关系
理性结构主要包括了逻辑理性、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分析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有强烈的互相排斥的力量。这是因为，逻辑理性从概念开始，概念有抽象的过程，有超越时间、空间的特征，明显地排除了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是离不开具体时间、空间的。我们读《论语》发现，孔子对“仁”就是不给定义，这不是孔子无知，而是为了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解释。给出具体的定义，发挥就被束缚住了。也就是说，历史理性很难融入逻辑理性。西方逻辑理性发展出“在场的形而上学”，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几何学就是由在场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来的。给概念定义的时候，一定要说某某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不是的东西就退出去了，就不在场了，剩下的就是在场的。随着定义的深入，退场的越来越多，分析就达到最细致的程度。
柏拉图通过概念由低向高、逐渐由特殊到一般的发展的方法得出最高的型相。每向上一层，就抽象一次。抽象到最后就是存在，这个抽象的存在就脱离了时间和空间。脱离时空就与历史无关，因为历史必须是发生在时空中的。巴门尼德的存在与非存在，二者绝对分离，所以无法发展运动；到柏拉图的通种论就可以运动了，是逻辑概念的运动；黑格尔的《小逻辑》也是概念的运动发展，而不是经验事物。逻辑的发展是历史的，这是逻辑理性和历史理性的交叉点。反过来讲，历史理性中有逻辑。但是，在根本上，二者是排斥的。
第二方面，既然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都属于人类的理性，二者之间就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也有互相渗透的特点。从逻辑理性方面论证，我们可以问两个逻辑学方面的问题。一问：逻辑理性是不是人的理性？答案是肯定的，逻辑理性是人具有的，不是别种动物的。再问：逻辑理性是不是人的全部理性？答案是否定的，逻辑理性只是人类理性范围中的一种。上面两个逻辑学的回答是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不周延，第二个周延。逻辑理性是人的理性，在人的范畴之内，不周延。逻辑理性不是人的全部理性，“全部理性”是周延的。这两个判断表明，人和人的逻辑还是历史的。人有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历史。在西方，到黑格尔时期，他已经意识到逻辑本身就是历史的，因为从柏拉图的通种论开始，概念就在历史演变中，逻辑的发展最后是数理逻辑、符号逻辑。黑格尔说的“哲学就是哲学史”，他的《小逻辑》讲的是概念发展的历史。西方的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史，逻辑学也是逻辑学史，都是人的，都是历史的。逻辑理性，并不是希腊人建立以后就不再变化了，后来的逻辑学不仅不断发展，而且有不同的学派。符号逻辑至少就有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逻辑的东西仍然是在历史之中。
培根指出，人天生有三个功能：有理性，所以产生逻辑；有情感，所以有诗歌；有记忆，所以有历史。这是讲人的存在功能，属于本体论哲学，这一观点非常重要，给予史学一个合法的地位。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是紧密的，历史理性受逻辑理性支配。人之所以成为人，是有理性思考的。人与人对话，只有符合逻辑才能交流。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人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语言必须有起码的逻辑才可以成为人际交流的工具。也就是说，人离不开逻辑。一篇文章写得好，对读者来说就是对话，读者听到觉得是合情合理，合理就是合乎逻辑。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时间地点人物景象，叙述层次分明，逻辑关系十分清楚。你不能把夏天的景象写成冬天的，冬天的景象写成夏天的。你不能说早饭你吃了，又说没吃。杜牧的《阿房宫》描写秦造阿房宫的铺张奢华和百姓的疾苦，最后得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结论，并且表达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这一真知灼见。文章前后的逻辑关系和卓越的历史理性使世人赞叹不已。中国古代的博弈、运筹、兵法，等等，都有逻辑在其中，逻辑就在人的生活中潜藏着。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就指出了人的定义。对历史的考证，必须依靠逻辑。史书中前面说有某事件，后面说没有，这时就需要依据其他方面的材料进行逻辑推理来决定有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