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认为的好的非虚构作品更多是提出问题，未必要去解决问题。非虚构写作的本质是人文关怀，它最终表现的是人的命运。
我很喜欢的一部非虚构作品是约翰·赫西的《广岛》。这本书就不解决任何问题，但它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问题——在这场战争中，谁才该真正被谴责？美国人难道就一定是正义的吗？日本人就一定是非正义的吗？
作者虽然并不在现场，但他对日本国民性的把握、对现场的还原能力，以及对日本人心态的呈现方式都非常精准。
《广岛》，约翰·赫西著，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相比语言的污染，语言的匮乏更加致命
新京报：最后，我们回到这本书。为什么第一部作品就选择长篇这样有野心的写作方式？
杨樱：在做“好奇心日报”的时候，我们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对理解与呈现人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也一直想要把如何更完整地讲述人这件事琢磨得更清楚。但你也知道，人又特别复杂，如果按照传统新闻写作的体量，说清楚一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如果想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里去理解一个人，几万字肯定是不够的。
这里也涉及描写的对象问题。如果是去写一个知名人物，相对还比较简单，因为市面上肯定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信息与报道，读者在阅读你的文章之前，或多或少已经通过不同的公开渠道了解过这个人的不同侧面。但是如果你要写一个从来没有被媒体所知、被公众所知的普通人，很难用比较短的篇幅说清楚。
所以，选择长篇最基本的考量就在于它有能容纳足够的信息量的承载力。屋子够大，放的东西也够多。但另一个问题是，房子大了，装修方式就会不一样，家具如何摆放，如何选择不同的功能分区，都需要另一种谋篇布局。
对我来说，选择用长篇的方式，并不是说你写作之前就想好了要这么写。只能说是在最开始，你有信心，或者说你心里有底，可以尽量放开手去找更多东西，去搜罗所有你想要的信息。比如，先做家访，先了解清楚一个人的来龙去脉。这个是长篇的一个心理基础和我们的一个目的——我们想了解人的更多面向，以及用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把它呈现出来。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两位也经历了许多转折，比如从“好奇心日报”到“小鸟文学”的创立，也包括大环境的剧烈动荡。这段时间的经历对写作这本书带来哪些影响？或者也可以反过来问，写作这本书是否影响了两位对于自身身份以及媒体工作的思考？
杨樱：“小鸟文学”算是一个插曲。在“好奇心日报”的后期，我们就已经想好要去写书，因为写书也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
但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许多变化，也觉得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文字和语言的阵地，这才有了“小鸟文学”。之所以会做这样一个文学媒体，一是文学是我们时代最后的避难所。二是我认为，语言文字是一个人思维的组成方式之一。而在当下，我们尤其要重思文字的意义。它对于意识形态的渗透实际上是特别剧烈的。
同时，我们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相比语言的污染（比如“内卷”一词的流行），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它才是对人类的最终打击。语言的匮乏会让我们失去文化的传承，这是因为人类文明本质上是语言的文明。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它对于人类生活与思想的传承和记录，是文明的象征。
做这样一个文学媒体——事实上，它是一个什么都有的文化媒体，我们还是希望能给读者展现相对体面的、多样化的内容选择。这种多样性既包括思想层面的多样性，也包括当你去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多少种语言表达方式去讲。
我举一个例子。“小鸟文学”里面有很多描述原生家庭痛苦的文章，包括国内外的小说、采访等。如果你细读它们，会发现大家描述这种痛苦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想呈现的也正是这种多样化的表达与陈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