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图为医大老宿舍。现已废弃。受访者供图。
杨樱：我还想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的最初的问题系里少了一块，就是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简单来说是衣食住行的部分。我们在采访这部分信息的时候，也补充了他们对于青春期的理解、对于两性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于挫折概念的理解。
先说为什么会对生活方式感兴趣。一方面，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肯定是和社会变迁的轨迹挂钩的。而在两位医生四十多年的人生中，中国的物质条件变化过于剧烈。所以当我们搜集他们对于房子大小的理解、对于物质要求的变化等说法时，也是在理解构成他们尊严的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比如王医生对于他结婚时家里有60平方米的房子很骄傲，但到了现在，他已经有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儿可以在家里随便骑自行车。
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理解其实也帮助我们去理解了他们的地位和处境。比如买不买车、小时候家里的条件、看什么电影、看什么书，甚至是看不看书。比如像王医生小时候基本不看正经的书，看的基本都是他妈妈带回去的宣传手册。
无性的女性与凝固的沈阳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两位医生对于青春期和两性观念的理解。这部分也是书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具体展开说说吗？
杨樱：用伊老师的话来说，性和婚姻部分只有我能问（笑）。但准确来说，这部分的确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在我读到的有关这一代人的书里，很少涉及这块。
其实这两个医生并没有很明确的青春期概念。他们所认知的“女性”这个词，是并列于母亲、妻子这些身份的。对他们来说，母亲是一个家庭身份，是勤劳勇敢的象征。而妻子是人生选择的重要一环。至少在他们的讲述里，母亲或者妻子并不具备女性的特质。
我很诧异的一点是，两个医生的成长过程里都有妹妹，也都有母亲，但这似乎并不能增进他们对于女性或者说对于自身欲望的任何了解。女性，在两位医生那里是一个天文概念，是跟星星一样遥远的存在。
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谈母亲、谈妻子、谈妹妹都可以，谈女性不行。一旦谈到女性，他们会立马进入到一种“emm，这个问题”这样的诡异气氛之中。
新京报：但他们对性欲是有概念的，虽然也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杨樱：对，性欲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王医生初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等到大学才表白。他的这种生理欲望肯定一直存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状态里，整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我记得还问过张医生一个问题——你的原始欲望究竟是什么？你的性取向到底正不正常？按他的说法，是正常的。但对他们这一代男性而言，周围的女性基本是一个无性化的存在。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这是否和当时女性整体无性化的政治面貌有关？
伊险峰：恐怕没那么简单。关联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家庭面积都很小，王医生小时候家里只有9平方米。每个人都没有隐私，大家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女性在这样的情况里反倒是更为中性化的。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一样，都处于无性的状态之中。
新京报：书中两代人那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王平和他的女儿——这两代人互相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里也包含了两代人对“社会”的理解或是想象的不同。两位在书中提到，“两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无关意识形态，只是庸俗与不庸俗的对抗。”在你们看来，70后这一代人和他们后面时代的人相比，对于“社会”的理解上哪些不同？
杨樱：其实年龄或者代际这样的概念在沈阳人身上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代际概念背后涉及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快速演进。而在沈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时光在这里是冻结的，它的社会变化相对来说比较慢，代际差异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比如在上海，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会很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急遽变化足够将两代人拉开距离。所以我认为，这和代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和塑造生活方式的源头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