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媒体其实也可以前瞻地去摸索和判断。比如在“好奇心日报”阶段，我们发起过一个叫做“好奇心人类学”的栏目。人类学在最早阶段逃脱不了殖民主义的视角。好比说一个殖民主义者跑到另一个未经现代化的土著大陆，一看，原来那地方的人是这么生孩子的、是这么跟亲戚相处的，于是人类学家就开始做采访记录，说白了就是分类人类。
我们当时的发问就是，互联网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每天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可能比在现实生活中的时间还要长，人和人之间的划分方式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当时还没有媒体在做类似的分析与观察。
最早的几篇栏目文章讲的就是豆瓣用户和知乎用户为什么无法对话：豆瓣用户总觉得知乎用户很土，想的尽是些没什么用的屁事；而知乎用户看豆瓣用户，就会觉得这帮人又穷又文艺还成天喜欢猫，到底有啥价值。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在田野中和一些人类学家聊天时，才发现他们开始到了这块。包括现在市面上出现的一些互联网人类学观察系列，就内容而言，都没有那么好，主要原因在于对事实的发现能力和挖掘能力不够。
所以这也涉及一个问题，你所发现的事实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它既要求一个记者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需要记者的知识结构足够有能力去穿透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文章的选题很好，记者的采访完成度也很好，但记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所以很难讲清楚这些被挖掘出来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一种遗憾。
知识、尊严与自我：普通人的阶层跃迁之路
新京报：具体到《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其中的主线当然是两位医生如何建构了自我及这种自我的建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但也包括全球老工业区共同面临的问题——资源枯竭、工业转移、锈带城市、阶层分化等；中国城市面临的特色问题——单位、单位塑造的文化、家庭分工等。
伊险峰：对，你提到的有两块，一块是沈阳这座城市本身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城市更新问题。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城市更新的问题背后有更为复杂的成因。比如它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短缺问题又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带来的结果。最后就变成地方政府没钱，所以得卖地，但总得有道理地卖地，不能胡来。于是，当时很多地方政府就打着“城市更新”的名义来卖地。
我们今天回头看城市更新的结果，看起来有点像士绅化，有些地方也确实经历了士绅化的过程。这里面肯定有积极的或者说合理的那一面，比如它让一些城市快速发展了起来。但是在士绅化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沈阳在经历士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所以就必须回到你所说的老工业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譬如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
《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图为王医生提到的赫鲁晓夫楼。受访者供图。
但说实话，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包括这本书里涉及的很多问题，是我这十几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今年年初《下沉年代》刚面世的时候，我们已经写完了这本书，但读到《下沉年代》时，还是会觉得它和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以及我们这段时间的思考很贴合。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本书是我们这么多年思考沉淀的结果。
当然，再往深了说，这本书还涉及工人阶级子弟的认同问题。比如两位医生的文化性格里都包含着工人阶级的认同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不太重要，但因为这本书涉及的是他们的成长史，工人子弟的阶级身份背景就变得重要，也会影响他们对于自我的评价。我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也提到，我写到后来始终有一个困惑——这俩人的性格到底是沈阳的性格还是工人阶级的性格？
新京报：提到工人阶级属性，张医生和王医生的职业选择是否也和他们的工人子弟身份有关?
伊险峰：选择医生是工人阶级很重要的人生选项。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和工人阶级有天然的相似性，比如外科医生需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同时，和律师这样的精英职业相比，医生不太需要和各色人打交道，不需要巧舌如簧，这点也带着工人阶级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