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樱：而且医生的社会地位高，受人尊重，收入不错，还有单位保障。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成为医生是一个完美选择。相比之下，工程师的社会形象就会相对弱一些。
伊险峰：你刚好说到这点。其实在工人阶级社会里，工程师的形象是多面的，他们有点像是一个体面的、拥有高级技术的工人群体。对于大部分普通工人来说，他们不一定看得上工程师，在他们看来，工程师有点像书呆子，戴着一副眼镜，力量不如我，掰腕子也不如我。
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讲一个笑话：工厂运了一箱子工具，工人们很快拿起工具，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使用工具。但工程师就得打开说明书，先琢磨如何使用工具，最后连箱子都打不开。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系，田野和写作过程有改写或者说修正你们最初的问题或判断吗？
杨樱：我先说一个小发现。之前，我一直以为单位是前苏联发明的产物。但后来伊老师解释说，单位是一种全世界都适用的模式：当有人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就会采用这种解决方案——在一个区域内建工人村、福利机构、幼儿园、浴室、菜场……自然就形成了一个居住区。
在中国，张作霖时期的兵工厂就已经是单位的雏形了。我们之前和罗新做了一场对谈，罗老师补充了一块我们关于单位的理解。他认为，现在的互联网大厂就是单位。所以，单位其实并不属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如何调动最大的资源迅速地完成某件集体发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伊险峰：如果我们把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成长过程分解一下，最开始的议题其实是他们的知识、尊严和自我是怎样形成的。在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模糊期，模糊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觉得知识是知识结构，是一个体系，他们觉得知识是一个工具——这也算是工人阶级子弟的一个特征。在美国社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弗罗姆将它称之为“工程师文化”。
至于尊严，理解起来相对比较清晰，就是说在东北的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如何定义成功。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一个不成功的人，他/她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他/她对尊严的理解路径不太一样。在这本书里，尊严这部分其实就变成进入“社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人。
具体到张医生和王医生这两个人身上。尊严在张医生那儿体现为我和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科医生，张医生觉得尊严就是自己应该跟相似的成功人士保持一种密切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圈子。所以哪怕是在最小的吃饭这件事情上，他认为的尊严就是不能像个loser那样回家独自吃饭（编者注：他的妻子在美国）。
对于王医生来说，他对尊严的理解就是我功成名就了，我就能谁也不求。但他遇到的实际问题是，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有一根巨大的软肋——他的女儿。他就会想，如果他女儿要学医，他能为她做些什么，怎么才能让女儿少走弯路，所以还是得撅着屁股干。当王医生的朋友问他，你和你女儿说自己是医大的大夫，但你究竟干了什么的时候，这其实等于在拷问王医生的尊严和存在感。
最后是自我。它可能是变化起伏最大的命题。今天上午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两位医生的自我到底是变得更强了还是更弱了。我们理解的他们的自我或许是有缺陷的，但这和他们自己理解的自我是否存在很大差异？而当我们说自我真正的评价体系时，应该说的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说他人的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知识、尊严和自我这三个方向一开始其实都没有那么清晰。我们也会疑惑说，我们到底是在写沈阳这座城市还是这两个医生以及背后的家庭。但最后，我们找到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将它们都圆了回来，或者说，找到了他们两个人相对完整的看待与完成这三件事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