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险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小鸟文学”）有一个作者，她出生于哈尔滨的阿城区，小说里经常会写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生活，我读的时候觉得她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作者的年纪挺大。
认识后才发现，作者其实是个00后，生于2002年。我就更好奇了，问她为什么会对那段历史了解得那么多。她也说不上来。直到有一次我们见面聊，我才意识到可能是因为东北的变化实在太小了，所以她写她现在看到的东北，我读到的时候，感觉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生活、那些人和那些事情。
《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受访者供图。
东北地域书写与非虚构写作的走红：两个伪命题？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两位多次提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刚才伊老师也提到，“小鸟文学”上有挺多描写东北的文章。你们如何看待年轻创作者的东北地域书写？
杨樱：现在人们提到的“东北文艺复兴”，其实还是有缺失或者没被听到的声音。比如很多东北的女性作家——苏方是沈阳人，刘天昭是吉林乾安人，都还没有真正被大众看到。
整体上我会觉得，年轻创作者的东北地域书写还不到被评价的时候，因为中国年轻的文学写作者整体上的声音是偏弱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嘹亮的信号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而恰好他们在地域上有接近性，才有了“东北文艺复兴”这样的概念。
如果你从更大的尺度来看，现在的东北地域书写的结构是很单一的，大家写的东西都很接近。比如说班宇最不愿意提“东北文艺复兴”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和有关东北的刻板概念捆绑在一起。双雪涛也是一样，他想要甩掉自己是写东北下岗工人的这样一个标签。关键的问题是，当他们离开这些标签化的概念之后，还能不能接着往前走？
《逍遥游》，班宇著，理想国 | 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
当然，地域书写肯定是有它的魅力所在，但不只是东北地域书写才有魅力。只能说，现在冒出来的人还不够多。我日常也会收到大量来自东北作者的投稿，他们的写作肯定是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征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得像“伤痕文学”那样去写下岗。
而且，每一个地方的写作者都会携带自身天然的地域特色。地域属性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好坏，我们不用过分强调地域标签。相反，我们应该给予这些年轻的文学创作者更大的耐心和更多的机会。
新京报：这也涉及另一个问题。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说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你们如何理解这样的说法？如果回溯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流行往往伴随着社会剧烈的激荡与转型，也构成了中国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传统。
杨樱：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走红，话要分两边说。在我看来，所谓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走红更多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的，有点类似于信息茧房。而在更大范畴里，非虚构写作肯定是没有走红的。
这关系到两个问题。第一，大家对于新闻媒体普遍的忽视和不信任。近几年来，人们对于媒体记者的观感是在下降的。有趣的是，我自己的身份就经历了这种过渡——我从一个记者转变成为一个作家。虽然现在被人称呼为作家的时候，我还不是很适应，但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对于作家的反馈是正向，而对于记者的反馈是负面的。如果社会整体对于纪实报道普遍存在不信任，非虚构写作就很难走红。
事实上，在一个道德收窄、保守主义上升的阶段，人们对于非虚构作品的挑剔会更多，这也导致非虚构写作本身的复杂性被进一步削弱。
当然，如果我们放眼看世界，近十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受欢迎程度的确在上升，这和大家想要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相关，就像托克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里说的，今天我们普遍对现实感到焦虑，自然希望能用一些真实的内容来解决自己的困惑，或者说是来印证他内心中所希望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