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高利贷之横行。宁夏省府曾下令严禁高利贷，查出重办。然而贫困的农民，在紧急关头，借高利还是唯一的救济办法。于是势逼而产生一种“外形无利的高利贷”，或“外形低利的高利贷”，如甲借予乙十元，五个月付还，共应本利二十五元，则甲与乙的借款契约上却写做：乙借甲洋二十五元，五个月付还，无利。或者这样写：乙借甲洋二十三元，五个月付还，利洋二元。这种契约又是乙亲自愿意订定的，在法律上，甲绝对未犯高利贷禁令。社会生活到了这步田地，就不是法律的力量可以解决的，而属于实际经济的范围了.
第三，为粮食投机的普遍。在经济一般衰落的宁夏，有资本的人绝不愿投资于农工业，因其负担重，危险大，获利迟。至于普通商业，因购买力之贫乏，更无扩充资本的必要。
这种病态过剩资本，遂主要的走上粮食投机的残酷交易中，因为农民各种负担，使他们在秋收之后，不得不赶紧出卖其主要收获物之“粮食”，以缴付税捐及偿还债务。供给多，则市场价格低落。故农民卖粮时，其粮价非常低小，所得无多，如白米一斗收获时仅值二三元。等到农村中的粮食都大半转到投机者手中后，只要经过冬季，到次年的春天，一般农民没有粮食吃了，都又要买粮过活，这时粮价立刻上涨，二三元一斗的白米，即刻涨到五六元的市价！一转手间，投机者可以得最少百分之百以上的利益！粮食投机的现象，在宁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体，但是一般农民之贫穷化，将因此而加速其程度了！
第四，重税制的励行。财政为政治之基础，故从政府立场上观察，一个预定的财政收入总额，如何可以让它十足的收足，是首先考虑的问题。在社会经济急剧崩溃之宁夏，一共不过十县，比较收入好些的不过七八县，要供给一个省政府，和将近二万的军队，还有地方行政等繁重的负担，则民众纳税能力之减弱，及各种税收部门之无好转的希望，乃为当然之结果。故如用政府直接经收之收税方法，收税人员本着“有则收之，无则不管”的态度，则省库财政，当可预断其“所入无多”。很自然的，此间财政发生了两个现象：第一，多立税目，第二，实行“包税”。前者如宰羊一只，则起码上三种税，“羊只”要上捐，“牲畜屠宰”要上捐，末后羊皮还要上税。包税制实行之后，因包税的人必然缴清预定的总额，政府财政收入上，可减少收入不足的困难。
但是这个多税与包税两重政策的结果，对于宁夏社会经济，发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用资本来包税的人，他是一种“营利”性质来的，他当然必定要在所缴税额之外，有相当的“赢余”。所以除财政预算上所定税额之外，民众无疑问的还要负担这些包税者的“赢余”，宁夏的包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包税的并不是普通商人，而是与军政各方面有深切关系的人物。此中自寓有调剂多年相随而至今仍感穷乏之部属之用心；然而有军政关联为背景之收税人员，在“必得赢余”的根本思想作用之下，是否容易发生额外苛索之现象，当为一般人所能预料。
宁夏的纸币鸦片与宗教
宁夏省银钱纸币和鸦片的处置问题，到目前已到了不得不想法解决的时期。
一元宁夏省币，现只值法币六七角之谱。宁夏货物来自包头及平津一带，必须用法币始能成交。而在宁夏市场售物所得之货币，为不能行使省外之省币。发行省币之省银行又不能兑现，故势必产生重大的“贴水”，于是宁夏市场上之物价，昂贵异常。以省币为标准的宁夏各级公务人员，以及一般必须购买日用品来生活的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对此种畸形的币制状况，非常欢迎。他们用“水涨船高”的原则处置了他们的商业。同时以庞大之资力，来作纸币市价之投机。如果平时法币一元值省币一元五角，他们用大量的法币投到市场，收买省币，则省币对法币的价格可以高涨到一元二，或一元三，这时他们突然以大量的省币，购买法币。同样的原理，亦可以相反的应用。一转手间，他们大发其财。而小商人小市民就在他们金融魔力之下，沉入于日即破产之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