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有支很特别的球队，“四二五俱乐部”。
这个名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以朝鲜人民军的建军时间命名，朝鲜国家足球队的主力几乎都来自该俱乐部，该队也是国内联赛的”十三冠王”。
在这支隶属于朝鲜人民军的球队中，球员、教练都配有军衔，据说还设有“政委”，纪律严明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
八一
与之类似的是中国在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八一队，在一九九四年职业化之前，因为球员全部是现役军人，球队接受军事化管理，战斗力极强，多次获得国内冠军。
哈增光、高筠时、陈复来、曾雪麟、徐根宝、李富胜、贾秀全等球员，就是早年八一队中的佼佼者。
一九九三年，当时的北京丰台体育场找到八一队的领导，希望八一队将主场设在丰台，并承诺给八一队“茶水费”两万元，其统治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茶水费”这事儿对于八一队上下来说都很新鲜，有免费的主场用，还有钱拿，真是天大的好事。职业化之后，所谓的“茶水费”开始以指数爆炸的形式呈现，飙升到一百二十万。
此后几年，八一队为了挣得更多的“茶水费”，不得不四处奔波。他们先后把主场设在石家庄、西安、昆明、重庆、新乡、湘潭、柳州等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浪者”。
职业化第四年，一九九八年，除去职业化的限制，当时隋东亮、黄勇等健力宝小将归队，同年龄的另一支留在国内的国青队员郭辉逐渐崭露头角，队中还有沈阳部队撤编后调上来的刘俊威等队员。
这些队员的归来和加入并没有增强八一队的实力，反而是因为年轻气盛，互不买帐，在训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引发队员间的冲突，“刚回来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架”。
赛季末，八一队“顺理成章”地降级，而这段故事又是一场与川足由来已久的恩怨。
追溯到一九九五年，四川全兴在赛季结束前面临降级的危险，倒数第二轮，当时实力不俗的八一队在成都“放水”，帮助全兴队保级成功。两年后，全兴队知恩图报，同样也在赛季结束之前拉八一队上岸。
八一队降级那年，最后一场比赛同样是面对四川，八一队通过高层接触，并不太乐意的全兴队只答应，“不尽力取胜”。
四川全兴也不是不想放水，只是老板杨肇基有进前四的名次要求，如果输给八一就完不成任务，而这是和年底的奖金挂钩的。
“能不能略微在经济上表示一下，哪怕比奖金低很多也行”，但当时八一正好处于一个敏感时期，“撤销编制”已经被提了出来，更不用说拿钱出来买球。全兴为了表示对当年的回报，“到时候你们尽管攻，我们能防就防”。
但人算不如天算，彭晓方一脚乱射，居然踢出世界波，亲手把八一队送出顶级联赛。球进了后，本来喧嚣的球场足有半分钟的鸦雀无声，像一座死城。
没有人去激烈地拥抱彭晓方，他跪在地上，嘴里念念叨叨。后来有人问过他念叨什么，他说，“我只说了两个字，天意。”
此后，凡是有彭晓方在场上，八一队员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凶狠的铲球报复他。
二零零零年，转会到成都五牛的彭晓方在教学赛上又进了八一队一球，当场被八一队员围殴，他脱身退到另一块场地，愤怒地说：“老子就是克八一，下一场我还进你们球。”
降级后的八一队将主场搬到河南新乡，请来了一位韩国教练李康助，他在来中国之前是韩国军队下属的俱乐部尚武队的主教练，李康助以两军交流的名义留下任八一队的技术顾问，实际行使主教练职权。
以这样牵强的名义才得以请上外教，无疑只是八一队窘迫状况的一方面表现。
当时，球队训练的地方毗邻军事重地国防大学，“每天只要李康助下楼都要有人跟着他”，队员们不得不排班轮流“看守”李康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