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君:一是存在数字金融案件属性界定的困境。一方面是管辖法院和地域界限判断不明,另一方面来自于案件涉及主体的复杂性涉及多个主体。二是数字金融司法案件中的数字金融平台定位不明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同思路,比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网络贷款平台、股权众筹平台等数字金融平台的性质界定为金融机构,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将以网贷平台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平台界定为信息中介机构。三是数字金融的司法裁判规则与监管规则适用界限不明,尤其是监管规则能否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四是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比如跨地域的数字金融案件的执行,会因为地域上的差异带来执行上的障碍,另外,由于数字金融的虚拟性,司法裁判机关在立案以及审理的过程中常常采用电子送达和执行等区别于实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的不确定性。
南都:针对金融数据保护、数字货币、金融数据跨境等前沿问题,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立法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势?
李爱君:目前国家和地方关于数字经济的立法活跃。国家层面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律法规,各地方也纷纷出台针对数字经济的立法。国家政策导向明显,鼓励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立法和探索,数字金融领域立法成为数字经济立法的一个部分。
从数字金融立法发展趋势来看,重点包括探索以基本法形式出台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项法,确立数据主体的权利；加大对侵害数据主体权益的处罚力度；结合国情设计跨境数据流动的条款；对数据监管职能进行统一规划,发挥各地资源或条件优势,统筹布局,协同发展,彰显特色；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地域适用范围,以保障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等。
南都: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创新驱动和合规发展?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监管要点和趋势是什么?
李爱君:金融发展规律证明了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加剧了法律的不完备性,而且监管本身就是为解决法律不完备性所创设的。在法律不完备时,金融监管的价值是实现“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目前我国数字金融监管主要致力于与国际社会接轨,推动数据立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探索的监管要点。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并强化金融科技监管。从趋势来看,未来将坚持监管中性原则,鼓励创新、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相统一,确保普惠、效率和社会伦理的平衡,区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分类监管。
在提高监管科技水平方面,应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以数字化手段为基础,创新监管工具、完善监管规则。提高金融领域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开展监管试点。强化金融监管风险评估机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从趋势来看,未来将坚持监管中性原则,鼓励创新、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相统一,确保普惠、效率和社会伦理的平衡,区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分类监管。——李爱君
采写:南都记者 林芯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