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今生只有一个不可原谅的“仇人”，他就是我50年前，在千阳商业系统工作时期的商业局局长李凤义。我对他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原谅他。事情原委我在前节，《同情别人，害了自己》中叙述过了。当时我曾经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想，再看他一眼。也许由于我的心胸太狭隘了，我把被逼离开千阳县城后，3年多来所受的苦难，特别是在南湾岭，因“小人”陷害，在麻风病禁区，同当地人吃住长达一个多月，而且经历了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都“归罪”于李局长，官官相护，不分青红皂白。即就是“因革命工作需要”，不能改变商业局关于我工作调动的决定，哪怕听听我的苦衷，给我一点心理安慰，我都感激不尽，可是他给我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和当年曾经差点置父亲于死地的“仇人”都能够，《十年仇恨化清风》，成为朋友，可我就是不能原谅李局长。
然而，根据后来一些情况和我的经历来看，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对他的看法存在很大的误解和偏见。他在我后来人生和命运，发生重要改变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对我有恩之人。我不仅不应该仇恨他，恰恰相反应该对他感恩才对。
1975年，我作为千阳县商业系统，被推荐上大学的3名工农兵学员之一，是从100多名同等条件的青年中，经过层层筛选，闯过道道难关，“脱颖而出”。我原以为，除过有“贵人”老孔鼓励和帮助外，再就是我自身“优势”，尤其是我在《千阳最后一站》的优秀表现，起的作用，其实完全错了。如果单凭自身优势，我恐怕连30名都进不了。尽管我的文化成绩名次比较靠前，但，那时文化成绩不起决定作用，更何况我的文化成绩并没有达到前三名。论社会背景以及和商业局领导关系，我完全处于劣势。另外，有三分之一考生，其父母是县城职工干部，有的父母在县委、县政府工作。所以我当时连报名的信心都没有。我心里总想着，就李局长这个坎要过去，做梦都不可能。要不是老孔同志鼓励，我压根就没有想着要报名。尽管他后来也给我说，李局长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只是认为，他是在安慰我，只不过是叫我不要再记恨李局长罢了。
李局长作为商业局一把手，如果他在推荐上大学上有私心，稍微表个态，说是谁，就是谁。可是，1975年3名被推荐的大学生，没有一个和他有丝毫关系和瓜葛。上南京公路学院的王猛雄，西安知青，和我同年进县烟酒公司职工。被西安医学院录取的，县药材公司崔鸿昌，和我是高中同学，千阳中学学生会主席，很有才华。但，父母也都是农民。要说最不占优势就是我了，不但被推荐上了，而且是当年千阳唯一的一名，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大学学员。正因为这样，我上大学，在全县引起了种种猜测。有的说，我文化考试全县第一，其实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传说。那时大学招生就没有按分数高低顺序录取这一说，另外，文化考试，不是国家正式招生考试，仅仅是县商业局和相关部门，为了减轻报名人多，压力大的一种手段而已。更何况我的文化成绩，即就是在商业系统也都排不上第一名。更离谱的传说，说我上面有一个强大的“推手”做后台，连县长都不敢不给面子，何况李局长。这些都是我后来听人说的。但凡是了解我的人，宁信前面的传言，也不信后面的传奇。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都误以为我是千阳当年的“文科状元”。否则一个和局长有“刻骨仇恨”、远离县城几十里的基层供销社青年职工，凭什么上大学，而且还是“名牌”。尽管考试第一名只是传说，但，西大中文系之所以录取我，是因为我的一篇小作文感动了老师。语文考试，围绕各自人生、理想、抱负谈谈自己的体会，写一篇小作文，标题自拟。我的题目是《一颗红心照征程》，其中有这么几段，“······上大学，我不仅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贡献的真本领。而且要牢固树立，无限忠于党中央、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好思想，好作风。海可枯，石可烂，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文最后，“.…..上大学是我最大理想，上不了大学，我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继续安心本职工作，争取做一个社会主义商业战线上的，红色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永不动摇”。现在看来我这篇作文，很幼稚，充满了当时“极左”思潮文风。但，在当时确实感动了不少老师和招生办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