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怎么说，当年千阳商业系统，谁能上大学，谁不能上大学，最终决定权还在李局长。如果他对我的看法和印象，依然和以前一样，他能同意我上大学吗。他要是有偏心，不想让我上，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决定我的命运。可是，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时始终就不明白。直到我收到西北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对他的偏见和仇恨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从3年前，我满怀着“委屈和愤怒”，“强忍着悲伤和眼泪，离开了李局长办公室”（见《沼泽人生》“贬往北大荒”），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上学走时，不仅没有和他打招呼道别，而且后来，包括毕业后分到外地教学，每年寒暑假回千阳，都要在县城和他相遇，但，从没正眼看过他。甚至多次带有一种“得志”、“炫耀”的神态，故意和他擦肩而过，就是想气气他。他退休后，住在乡下农村，我每次骑自行车去县城，都要路过他村，只要碰到他，我故意把自行车骑得飞快，还是想气气他。直到他10几年前去世，我对他依然耿耿于怀。现在明白了，但已经晚了。他不仅不是我“今生不可原谅的仇人”，而且，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恩人。
尽管悔之晚矣，但，我要把我的忏悔寄托在两个“假设”上，也许多少能给我些安慰。假设故去的人，真的在天有灵，我虔诚的恳求他原谅我，假设真的还有来世的话，我一定要向他“负荆请罪”。有罪的人，得认罪，有错的人，须纠错，只有这样，人才能活得踏实、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