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集林》部头较大，为方便读者购买、使用，后来，我又以“高亨著作丛刊”之名，将高先生著作单行出版。这件事也得到董老师的大力支持。尤其难忘的是，2011年11月10日，董老师给我打电话，欣喜地告知，又发现几种高亨先生手稿，较有价值，商量可否纳入其中出版。其时“子海工程”正在进行中，这几种书便作为《子海特辑》以《高亨子学研究未刊稿》之名在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从这些事中，我也亲身感受到董老师对高先生著作的珍视，哪怕片言只语，也视若拱璧，想办法使其集为一编，化身千百，以免再有遗珠之憾。
董老师与高先生的师生情，已广为人知，成为学界佳话。董老师对高先生文字的珍视、对高先生文集倾注的心血，算是他们之间师生情笃的又一佐证吧。
一语之中见“分寸”
凡是真正受过董老师教诲的学生，大概都不会忘记“分寸感”这个词。王洲明老师在纪念董老师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到董老师的话——“任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要有分寸感”，并总结说：“通过自己多少年来的研究实践才逐渐地体会到，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分寸就是追求严谨，也就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那种科学性。”（《厚积薄发 宏阔严谨——试论董治安先生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载《文史哲》，2013年第6期）
在董老师给予我的教导中，最令我难忘而且一直奉为信条的，也是“分寸感”这个三字箴言。要把握好分寸，把话说到位，但不说过头话，这是董老师在指导我们写作时经常强调的一点。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做人的原则呢？在编辑高先生文集的过程中，董老师在如何给高先生冠衔的问题上，给我上了一堂“分寸感”的现场课。《集林》附有一篇《高亨先生传略》，文中需要给高先生“戴帽”，董老师为此颇费了一番思量。一来高先生是学术上的大家，学界有公论。二来作为高先生的学术继承人，董老师又不愿有借师自重之嫌。所以，寥寥数字，董老师反复考虑，沉吟再三，最后只称高先生为“我国国学研究与古文献整理的著名学者”。在审阅我所撰《集林》相关宣传材料时，董老师也定调，称高先生为“著名文史研究专家”。这与时下动辄“大师”帽子乱飞的浮躁现象，形成鲜明对比，高下立判。
董老师远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回想。在老师化鹤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老师深深的敬意和绵绵的思念：董老师，您的儒风道骨，您的君子风范，是我终身步趋的楷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6日第5版
作者：马庆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