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关心；二是因为自己的社会身份，觉得自己没资格。
在《十三邀》第六季番外篇中，刘擎有提到当代年轻人有一种 " 失控感 "，因为无法预知未来，所以更加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感觉一切都是在被支配。
在以前的年代，追求对象是一件很自信与张扬的事，但现在，少了那种感觉。
出来社会后，因为日常已经被工作所磨灭。
对于找另一半，伟福已经没有了很强烈的欲望。
许知远问伟福在出租屋留下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
伟福说开心的记忆都很平常，而最不开心的记忆好像也没有，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下了班然后回去对着四堵空墙。
许知远问这种状态是不是很普遍，伟福说：可能大家都躺平了。
困境总是无解的。
面对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没有确切的答案，甚至有时候只能保持缄默。
希望写点什么吗？也想。但具体写什么？不知道。
哪怕有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也是在安居乐业的基础之上再去考虑。
黄灯是一个愿意把学生当成独立个体的老师。
她写的那本《我的二本学生》，里面都是她曾经的学生在学校发生的故事，一些残忍而心碎的过往。
因为学生的故事太残酷，写完这本书的黄灯其实特别暗淡与低沉。
当黄灯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时，她甚至会觉得写作是一种罪恶，觉得内心被深深地伤了一次。
黄灯很推荐学生用细致的文字来描绘自己。
写作的过程中，就像出疹子一样，彻底地释放一次，人就会彻底地长大一次。
从 2005 年开始，黄灯就一直保存着学生们的写作手稿，手写的作文会有一种气息蕴含在里面，见字如面。
在如今科技发达的时代，这种手写时代的印记更显珍贵。
黄灯的另一位学生，张正敏，笔名张汤圆。
她认为在过去黄灯老师的时代，即便是下岗员工也能成为教师，但现在，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这也不妨碍她把自己的故事下来。
张正敏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妈妈，是 2800 元买来的越南新娘》。
里面写她妈妈从 19 岁就被人从中越边境拐卖，然后就嫁给了比妈妈年长 12 岁的爸爸。
张正敏愿意写出来，也就代表她的过去像根一样被刨出来给别人看。
她让蝉主知道，原来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是可以用见面次数来计算的。
" 妈妈 50 岁，如果一年只能跟她见一次，就算活到 88 岁，那这一辈子只能见她 38 面。"
但幸好，她是属于那种说出来就好了的自愈类型，对于外人的评价慢慢做到了坦然。
写作确实是一种释放自我、构建自我的通道，也是找到答案的通道。
有人抨击黄灯，说她找到了问题但却没能找到答案，一切都是在空谈毫无意义。
但要解决如此大的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她一人能为之，而且提出了问题才会有反思从而增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起码黄灯不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
黄灯在救赎学生的同时或许也是在救赎自己，正如她所说：
" 与其说他们被我记住，不如说我需要记住他们，我需要他们鲜活的面孔来提醒自己，永远记住生命的底色，时时剖析自己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