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美国人么，干嘛还要补习英文」
一切都在昭示着，她是个「外来者」。
她在美国生活时，就已经是个「外来者」了。
而这种「反向外来者」的身份，还要更糟糕一些。
因为它带着某种天然臆想的「傲慢」，随之而来的是讽刺和远离。
身体「进退两难」，身份「无处安放」，疏离感在看不见的点滴里日益加剧。
在青春期这个最需要自我认同的阶段里，芳仪像个无根的漂泊者，横跨在大洋两岸。
那这种无所适从的「文化之痛」如何消解呢？
芳仪不止一次和妈妈吵闹：我要回美国。
这就是她解决问题的方式，回到过去。
美国真的有那么好么？
妹妹不加掩饰的童真，一下子就刺破了她的伪装。
「可美国的生活也不完美，明明你最恨剪折价券了」
是的，其实美国只是一个遥远的「彼岸」，是她逃离失意当下的出口。
毫无疑问，这种逃离是徒劳的，也是不现实的，母亲心里十分清楚。
于是文化的冲突，成为了母女冲突的催化剂。
家庭冲突
以往的华人移民电影中，总会贯串这个主题——家庭。
一代父母和二代子女之间思想观念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李安导演的《推手》《喜宴》就是个中神作。
如果说李安解构的父子关系，那么本片描绘则是母女关系。
芳仪的母亲，无疑是好强的。
当年，为了自己的美国梦，也为了让两个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独自带着两个女儿远走他乡，留下丈夫一个人在国内工作。
但因为罹患乳癌，她不得不再次回到家乡，治疗病情。
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极度的挫败。
好不容易闯出去看了世界，如今还是回到了原点。
乳癌手术，意味着她女性特征的某种丧失。
而对死亡的恐惧，则像蚂蚁一样不断啃噬着她。
好强遇上挫败，便生成了愤怒。
其实，多年来在父亲缺位的环境下，她早就将女儿的爱转化成了加倍的控制。
于是，当芳仪吵着要回美国，事事都逆着她的意时，她永远都在愤怒地训斥。
至于芳仪，一开始她眼里只有自己的小小世界。
妈妈生病，她当然担心，但并不明白其严重性。
当学习不顺，友谊缺失，老师训斥，母亲苛责，积压在一起时。
好强的她，和母亲一样，也生成了一股愤怒。
愤怒对上愤怒，亲密的母女关系，变成了紧张的对峙。
而芳仪对母亲的厌恶，当然是出于对母亲的不理解。
但究其本质，也是一种对她自我的厌恶。
她很清楚这一点。
在演讲比赛的作文中，她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
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
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她认为母亲可以做的更好，正如她希望自己可以做的更好一样。
终于，当非典爆发，妹妹因为高烧在医院被隔离时。
二人焦躁的情绪到达顶峰，矛盾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