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进指出，现行诽谤罪和侮辱罪均适用 " 告诉才处理 " 原则，尽管 "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 的可寻求公诉救济，但法律设定了较高公诉门槛，且受当事人举证难、警力有限及对法律理解存在局限性等制约，自诉转公诉现实难度大。受害人自诉维权面临高昂取证成本，且网暴言论传播快、牵涉人员多，网络 " 黑产 " 背后利益链条繁杂、隐蔽性强，多数人因此无奈放弃维权。
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也被认为是网络暴力治理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人大代表、TCL 创始人李东生认为，当前，我国针对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中。这些法律法规较为分散，适用性、衔接性不强，由此造成了网络暴力被害人取证困难、求助无门的困境，以及平台主体责任缺位等问题。
可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数据库
多位专家认为，惩治网络暴力，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李大进建议，在刑法中增设 " 网络暴力罪 "，从完善犯罪构成要件，明确立案、定罪和量刑标准，启动公诉机制等方面入手，从而更好地惩治施暴者恶行、护公民合法权益、还网络清朗空间。
李东生建议，完善打击网络暴力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项立法。同时，加大对网络暴力责任主体的惩治力度。此外，要明确各监管部门职责权限，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有效提升应对网络暴力的效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毛洪涛提出，为应对十分复杂且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建议出台专门的反网络暴力法，进一步明确网络暴力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及刑事责任，并提高全社会反网络暴力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
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并结合黑名单等机制加以惩治。
法蒂玛建议，公安部门在清除黑公关的同时，对网络账号盗号、非法交易等黑色产业链，以及一些网络平台上内部势力与不法势力的勾结行为，要予以严厉打击。并且要进一步深挖购买黑公关和水军的企业和个人，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同时，尽快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数据库，建立网络违法犯罪信息通报机制，对有网暴 " 前科 " 的个体及组织登记在案，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列入失信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