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事件的另一方来说，经常有人调侃：“有些人太过优秀，走自己的路，让他人无路可走”这句话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走向这样一个方向，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够通吃的赢者，那么你要极其地过硬，你在赢者通吃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所做的程序都能放在阳光下经得起各方的讨论和检验。
显然，在这次事件中他没能获得这样的认可。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之后，大家在享受着今天的生活的同时，对更美好生活的那种执着，甚至执拗的要求，就是一个客观现实。这位明星在这件事中受到争议引发了一些列的连锁效应，比如大家对他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方便”和“特权”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些环节也自动进入了聚光灯下、显微镜下供人推敲。人们会认为这些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为你之前已经在演艺圈中获得的这样的声望，由这种声望给你带来的资源，你也不会得到这样的优待。
第二点，当我们在讨论不公平的时候，其实人们的诉求不是个体，而是那一套体制机制。也许，在原先设置的时候有它的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慢慢和现实之间产生了距离。比如说这次关于编制的问题，本身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遗留下来的一个特殊的存在。里面有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引发各方关注的判断在职的标准，明显就是反直觉的，它不是我们生活意义上说的这个人有工作，可以挣钱这种意义上的在职，它有一套程序上认定的要件，导致在程序上可以成立，但大家对这个结果感到难以接受。
对于明星来说，过去也有很多明星，包括流量明星也跟国家剧院建立了工作关系，但没有获得编制，而只是以合同的形式取得工作，甚至只是被某部剧邀请加盟，然后凭借自己的流量或者演技为这部剧做贡献，这样大家也都认可。这次的事件的爆发很多人说是出于妒忌，我认为这不是妒忌——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你明明在这个条线上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你已经取得了所有几乎所有你在这个条线上已经取得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换一个条线来挤压别人的空间？为什么当你在挤压别人东西的时候，你和这条轨道上的竞争者遵循的程序不太一样？
这件事会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的榜样，传递出怎样的信息，会对年轻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现在以及更加长远的将来，中国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要传递这样一种流量明星就可以赢者通吃的这样一种信息吗？
有人在微博上讲这是“动摇国本”，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它具有象征性。
因为大家看中的是国家话剧院前面的那个“国家”。顶着这两个字的机构，一级演员岗是相当宝贵的资源，如何进行分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国家剧院招人也是代表着国家的行为，合规与否只是最初步的要求，在这中间有没有考虑到民众的观感或者说有没有做到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妥当？
今天的中国，我们需要谁？我们依靠谁？我想大多数人感同身受。我的父母都是小学学历，我妈妈是学校里做后勤的，小时候我印象很清楚，她在食堂里面卖饭，那时候打饭是大家带一个金属盒子，然后一块块把饭切到盒子里，上下两层更硬一些，中间会软一些的。我父亲是非常普通的电工，自行车零件二厂的工人，是最早一批被买断工龄的工人，然后做电工直到退休。我自己从小的成长，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一路学习考试进复旦，然后留校任教，这是我的人生发展轨道，也是绝大多数普通的小孩在中国能够依赖的一条轨道。
这条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神圣性的。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只有这一条轨道是不够的、不健全的，但我们需要铺设更多的轨道，把轨道做宽，让大家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像曾经有人对我说的那句话：“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一个社会进入到发达阶段之后，阶层流动向上流动的通道，它自然就会收窄，这是一个规律。”我不喜欢这种上了车之后想着怎么关门的，我更不愿意认同这就是一种客观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要去改变它。
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规律而存在的。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条“规律”。我想至少在中国我们应该是有共识的。有人在微博上问我，“老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讨论”，我上网去搜了一下，就Bloomberg大概提了一下，其他很少有讨论。这事情西方媒体是没法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要拿这件事情做文章，像以前那样抹黑中国的话，这些外媒就需要认认真真向大家宣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只有相信了这些基本的理念，人们才会对这件事情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化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