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姐姐》《奇迹·笨小孩》《送你一朵小红花》到《人生大事》……近两年，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聚焦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的家庭亲情、生老病死、城镇化等现实话题，走向银幕，并引发青年观众的观影热潮。
刚刚落幕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正在为中国电影产业作出青春注解。在以青春为名的电影讨论中，不论是在影院里观影的年轻人，还是在电影工业制作中的青年电影从业者，抑或是关注青年电影文化研究者，都在探索现实题材与青年电影的新风向。
电影点映、直播带票、互联网媒体，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已成为电影与青年观众间的重要桥梁。
更自觉的类型意识、更多样化的题材、更强的工业意识是近年来中国青年影人，为中国电影工业提供、展现的三重新意。
观众为什么会偏爱现实主义题材？此前一份《Z世代观影偏好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喜剧、悬疑类型片仍受到Z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欢迎，但真正吸引他们的却不仅仅是“幽默搞笑”“烧脑反转”影片创作风格。
据调查，这群年轻观众更看重的是影片的故事内容层面：剧情足够丰富、内容有思想深度、能激起情感共鸣这3个因素在受访者的偏好选择里，全都超过了半数比例。
1998年出生的女生萨拉，是新闻学专业研究生。在她近期的观影中，现实题材占了多数。在她看来，“现实题材意味着很多社会议题能够以电影媒介的形式进入大家的关注圈，让讨论触达成百万、上千万的观众。”
贴近现实、叙事语境相对真实，让现实题材电影更易于引起大众对社会话题的热议。同时，艺术精神与现实力量的结合更有效唤起了观众的共情。“通过电影这种写实而富有感染力和传播力的手段，能够让不同群体的声音和故事以更为生动、形象、深刻的方式被大家知道。”00后男生小黄说。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表示，新一代青年观众的感知能力、审美水平以及知性程度普遍提高，他们除了关注自己，也渴望了解其他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因此，以社会生活为创作源泉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对大众来说充满吸引力。
“在面对很多社会事件时，观众的表达欲很强，他们也越来越愿意参与到这类电影的讨论和交流当中，做出自己的评判与表达。”
以年轻的视角进入面向生活的现实题材创作。青年导演在拍摄前，会花更多的时间躬身田野调查。在本届大学生电影节青年电影人论坛及“新生·新声”主题对谈中，很多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发表了自己的声音。
曾执导《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的青年导演文牧野，很重视电影开拍前的功课，这是他从大学时代拍短片就开始养成的习惯。
“大学时代，我拍摄过两个老奶奶的故事，当时去养老院住了两周，观察奶奶们的生活。”导演文牧野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不是药神》创作前，他用了近4个月走访，拍摄《奇迹·笨小孩》前，他也走访了各行各业劳动者，包括去人才市场、电子厂做调查。
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后，导演要做的便是化繁为简，“把每个角色相对有代表性的精华提取出来。在电影里找到平衡这些素材的空间，相对有度地去控制量，让一手素材服务于故事的同时，也有一定人物质感的流露，让这些细节既服务于电影，又服务于情节和气质。”
青年编剧余曦曾参与多部现实题材电影创作。此前，他加入《1921》编辑工作中。如何进入真实历史现场，余曦也谈到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和当代题材不同，100年前的田野调查是在文献和史料、访谈、回忆录这样的核心文献中寻找。”对重大题材而言，文献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
“看文献的过程很像是写论文做文献综述，我们要确保文献来源是准确的。”在余曦看来，在历史细节中按图索骥，复原整个历史场景，在文献中找到适合电影创作的线索，是这一题材的创作路径。
社会生活和网络平台也成为青年创作者的广阔田野。青年导演姚婷婷参与《我们的新生活》，并负责《云上音乐会》单元的创作。“很多年前，我因为工作接触了留守儿童，当我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其中有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唱歌，但是他转而又讲自己没有机会唱歌。”这次《我们的新生活》的拍摄，让她又想起了那个孩子。
“在今天的时代环境里，新媒体平台可以让很多人有机会展示自己，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放到现代的环境里去讲，希望那个男孩能追求到自己的梦想。”姚婷婷觉得，社交网络和短视频平台也深刻影响着她的拍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