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师说》里面, 对“师”与“道”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论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里直接阐明了教师的职责或价值使命, 就在于传承儒家之道, 并帮助学生解决人生与学业方面的困惑。“传道”“授业”与“解惑”三者之间, “传道”置于首位。韩愈特别强调“师”与“道”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教师的职业或价值使命在于“传道”, 另一方面教师的存在依赖于其对“道”的体悟和把握。“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 无长无少, 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这里, “道”与“师”已经一体化了, 甚至可以说, 道为师魂。师不可离道, 离道则不可为师。也只有这样“师”与“道“一体化的老师, 才能完成“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和使命。韩愈提出这样的主张, 在当时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崇佛贱儒, 文人士大夫以师为耻。韩愈感慨地说,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爱其子, 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 则耻师焉, 惑矣。彼童子之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显然, 在韩愈看来, 当时社会师道沦丧, 一则表现为尊师传统不在, 社会上士大夫阶层普遍以师为耻, 二则表现为“师”与“道”的分离, 教师只机械地教授学生一些句读知识。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 师道尊严在古代并不包含严格的师生等级关系的意思。事实上, 不仅不包含, 而且师道尊严还孕育着尊师爱生、教化百姓的意思。事实上, 首倡“师严道尊”的《学记》中对于教育的方法多有论述, 特别反对武断、机械和体罚式的教育方法, 强调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今之教者, 呻其占毕, 多其讯言, 及于数进, 而不顾其安, 使人不由其诚, 教人不尽其材, 其施之也悖, 其求之也佛。夫然, 故隐其学而疾其师, 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 其去之必速, 教之不刑, 其此之由乎!”要预防这样的问题出现, 教育者就必须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并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真正把“师道尊严”完全看成是师生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并加以批判还是现代的事情。众所周知, 文化大革命后期, 有一位北京的学生因为作业的问题受到老师的批评, 学生对老师的批评不能认可, 就给《北京日报》写信, 反映自己的想法。这本来是正常的教育问题, 也完全可以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得到解决。但是, 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时期, 该事件很快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放大为教育战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 号召青少年学生做反潮流的英雄, 不要做只得五分的小绵羊, 而要做“头上长角, 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在这场运动中, “师道尊严”一方面被严重曲解, 另一方面被从政治上彻底批判, 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历史上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教师的尊重, 对教师传道的敬重乃至对道的敬畏被极大地削弱了。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慢慢得到改变。但是, 人们对“师道尊严”的曲解却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直到今天, 教育界内外的很多人依然把师道尊严理解为一种传统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并加以猛烈地批判。
其次, 重提师道尊严, 我们需要重新阐释“道”“师道”“传道”等的含义。师道尊严, 关键是一个“道”字。对“道”不同理解, 就会导致对师道尊严的不同态度。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 对于“道”的认知是不同的。师道尊严中的“道”主要的还是儒家之道、孔孟之道, 是一种仁爱精神。这一点, 韩愈在其《原道》篇中讲得比较清楚。这种“道”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命脉, 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也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加以批判性地继承和弘扬。当前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复兴, 也有助于社会公众重新认识这个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不过, 时代毕竟不同了,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的东西、糟粕也应当加以摒弃,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习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 今天我们的教育除了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之外, 每一位老师更要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道”“师道”和“传道”时代内容的新概括。只有从这个高度来重新理解师道尊严, 才能赋予它蓬勃的时代气息, 而不至于走向文化泥古、教育复古的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