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潮》辛辣，《妈妈！》温暖。喜欢《春潮》的影迷会觉得《妈妈！》矫情虚假，而喜欢《妈妈！》的影迷会认为《春潮》偏激刻薄。如果不了解前情，观众可能都很难想到这两部电影出自杨荔钠一人之手。然而观影之后，我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两部电影的差距或许并没有那么大。
换句话说，我毫不怀疑《春潮》和《妈妈！》中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同一对母女身上。正如爱和伤害、付出与控制，原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一体两面。在过于灿烂的阳光下，也落满了阴翳。尽管不惜破坏三部曲完整性也改了片名的《妈妈！》，大概率出于妥协市场的考虑，对这片阴翳轻描淡写，它还是能在秋毫之末流露出来：
影片前半段，母女之间刻板而疏离的沟通方式，来来回回只绕着生活的细枝末节以及一个遥远的父亲形象打转。而这位博闻强记、回顾过往事件永远要带上精确时间点的母亲，无疑是上野千鹤子在新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中所描述的那种角色：因为过于聪明，时常会让女儿在无所逃遁的理解与控制中窒息。
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当女儿在彻夜未归后到家——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病情，她忘记了家的方向——母亲看到女儿进家门后，一言不发地走开。既没有指责，也没有关心。明明担心到要彻夜守候，体面却约束了质询，距离感则堵塞了关爱。
后半段借由病情，向来压抑自我的女儿开始暴露出相当残忍的一面。在一些时刻，恫吓到母亲的似乎不再是疾病本身，而被疾病解放“本性”的女儿。印象深刻的一场戏里，在外人走开之后，刚刚还面目天真的女儿突然变了神色，威胁性地靠近母亲说：“我打了你，你为什么要和外人说？”一直处于权力结构上位的母亲露出恐惧的神情。比起《春潮》铺天盖地见刀见血的战争，《妈妈！》展示的虽仅是一瞬，却是只属于亲子关系的精神恐怖片。
当我回看《春潮》时，发现了一处更妙的互文。在《妈妈！》的开头，女儿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在《春潮》的结尾，是母亲不幸中风。这两场病都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了母女之间的相处方式，甚至几乎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妈妈！》中，母亲因为女儿的病情像是终于找到了退休后的人生使命。而当《春潮》里郝蕾饰演的女儿凝望曾经滔滔不绝而如今再也不能说话的母亲，她说出了全片中最多的台词。那是先前在和母亲的沟通中从没有机会说出的：“……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她感到一种迟来的“报复”、悲哀的解脱。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提到佐野洋子的《静子》。其描述与影片的表达惊人相似：
“在‘用钱把母亲扔掉了’的老人公寓里，母亲渐渐患上了痴呆症。那么要强、那么粗疏、从没表扬过女儿、从没说过‘对不起、谢谢’的母亲在痴呆了以后，‘变得像个菩萨’。自从小时候牵着母亲的手被推开以后就再也没牵过的母亲的手，佐野第一次去牵了。去抚摸一直不愿接触的母亲的身体、钻进母亲的被窝去陪睡，这些都是母亲痴呆以前不可能的事。
佐野说：‘神智清醒的母亲我一次也没喜欢过。’在母亲不再是母亲之后，她才与母亲和解。听到痴呆的母亲说出‘对不起，谢谢’的时候，佐野放声痛哭：‘终于从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责中解放出来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达是‘我被原谅了’，而不是‘我原谅了母亲’。她的自责意识当真强到了那个程度吧。”
在上野的理论里，母亲和女儿共同生活在家庭，这一男权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中。她们本应是结构性的同盟，但因为普遍性的厌女文化，都沉沦在潜在的厌恶和竞争之中，找不到自我价值和对彼此角色的认知。这种在血浓于水中刀光剑影的母女关系，我们在今年上映的《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中见过，在更早以前哈内克的《钢琴教师》里也见过。
然而，杨荔钠的描绘，又比上述这三部电影更带有“东亚性”。如上野千鹤子说，在东亚社会中，女儿对母亲的怨恨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母亲“既是压迫者，又是牺牲者”。在社会谴责之前，女儿就会因自己对母亲的不满，而自困于负罪之中。
所以《春潮》里的郭建波和母亲发生冲突后，在黑暗中恶狠狠地捏坏了母亲的仙人球。这形成了与《青春变形记》与《瞬息全宇宙》中母女相搏场景的最根本不同：东亚的场景里父辈和子辈之间的根本矛盾甚至是不可言说、无法对峙的。子女只能通过自虐来完成对父母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