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宿命性的痛楚与耻感中，什么是解决方法？上野说：“当母亲不再做母亲了，女儿才终于从女儿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妈妈！》里在日常中相处冷淡的母女，反而在疾病发生时完成和解。因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儿比母亲更快地老去，逼迫二十年前便已进入休养期的母亲回到照顾者的位置。时光逆转回童稚时，彼时女儿的自我还未形成、家庭尚未破碎、罪愆尚未发生。
当《春潮》和《妈妈！》叠加在一起，我们或许刚好能瞥见东亚式母女关系的一种真相：没有比这更深的爱了，也没有比这更深的痛。痛不能掩饰爱，爱也不能麻痹痛。
当我们更贴近地看《妈妈！》，会发现它对阿尔茨海默症的展现很有意思。患病后，女儿的视角时常被一种非理性的力量篡夺。这让她看见被放大扭曲的情绪（如公交车上乘客恶意的指指点点）以及虚构的场景。
在女儿的幻觉中盘桓的核心，是早已故去的父亲。父亲在她的幻觉中，永远是慈爱、博学、温情的存在。影片的前半程，很多观众可能都会陷入这样的困惑：为什么一部所谓的“女性电影”的中心，有一个屹立不倒的男性身影？到后段，我们才终于在女儿的忏悔中揣测出原委：
原来父亲是自杀。因为他遭遇批斗，又没有获得女儿的支持。所以女儿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都处于自我封闭之中，以她与母相伴的禁欲生活和规整的发型作为象征。疾病袭来时，她的悔恨才在幻觉与崩溃中浮出水面。她在病榻上以“我杀过一个人”为开场白向母亲忏悔，而母亲早在她忏悔之前就选择了原谅。
“（疯癫）所产生的怪异图像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表面的现象。那种从最奇特的谵妄状态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噩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性，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
在福柯的理论中，“疯癫”并不是一种残疾。相反，“疯癫”就是知识。愚人拥有着“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他在一个智慧、理性的人看来透明无物的水晶球中，发现了隐形的知识。我认为，在《妈妈！》中，女儿所经历的病征就近乎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疯癫。疾病夺走了她的理性与记忆。但恰恰是透过疯癫，她一再重返父亲健在时的圆满家庭，释放了被压抑的痛苦与欲望。
在杨荔钠“女性三部曲”的第一部《春梦》里，我们也能发现疯癫。《妈妈！》中的疯癫是阿尔茨海默症引发的幻觉，《春梦》中的疯癫则是春梦。影片中，主妇方蕾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包括一个（除了性生活不积极外）很可靠的丈夫和听话的女儿。她平淡生活中出现的唯一怪事就是频繁的春梦。其主角永远是一个面目不清的长发男子。
和《妈妈！》中的幻觉一样，春梦亦不受控。梦是浸润着情欲的、愉悦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具有攻击性的。她会梦见自己突然被扇耳光，衣服被撕扯下。和普通梦境不同，《春梦》使用跳切回避记录入睡的过程，凸显梦境腐蚀现实的来势汹汹。此外，杨荔钠在《春梦》中使用了格外多的女性裸体镜头，通过视觉对观众的直接刺激，突出梦的禁忌与冒犯。
和女性欲求及身体紧密相关，方蕾的春梦是一种更专属于女性的疯癫，同时也更容易遭遇打压。然而相似的是，两部电影都利用无法被权威（科学或者宗教）定论或拯救的病征，展示了女性被压抑的欲望向非理性空间的恣意逃窜。
从疯癫与女性的关系延伸开来，我们会发现一组看似矛盾的事实：如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实际上是男权叙事对女性的污名与禁锢；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品把“疯癫”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去解放被压抑固化的女性形象。
比如今年早先的文章《〈瞬息全宇宙〉：一首中年妇女的失败者之歌》中所说，围绕着亚裔妇女伊芙琳（杨紫琼 饰）延展的“多元宇宙”实际上近似一场“精神分裂”。正是借由这场外人看来癫狂的奇异冒险，她探索着先前被压抑的可能性，完成了对于自我和女儿的拯救。正如加塔利在《混沌互渗》中所说，精神分裂把主体性向多样性充分展开。疯癫可以是打压的工具，也可以是解放的武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