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电影《我不是药神》（后文简称《药神》）的票房成绩会在今日突破20亿大关，要知道这部电影上映才不过8天。《药神》能否打破《战狼2》（56.8亿）的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还有待观察，但它取代亚军选手《红海行动》（36.4亿）的地位应该没有问题。
从市场表现来看，《药神》上映首周表现十分抢眼。国内方面，它在暑期档电影中一枝独秀，将“革新中国电影工业”的惊喜之作《动物世界》挤压到快没有生存空间，一匹票房“黑马”紧急刹车。起初，《动物世界》被视为中国类型片的创新，视效升级不亚于好莱坞。上映两周，《动物世界》票房4.6亿，目测难有大作为。
用“现实主义”来界定《药神》有点大而无当，不够精准，姑且称之为“社会写实片”。《药神》之前，中国电影有这样的题材，但没有这样的作品。社会写实电影，在中国一般多会处理为苦大仇深、拒人千里之外的艺术片。它们要么因为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难以过审，如《天注定》《盲井》；要么因为缺乏有效的娱乐性，曲不高和也寡，如《老兽》《嘉年华》。
过去十年，真正能和《药神》类比的，是陈可辛执导的两部现实题材电影：《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中国合伙人》是人物传记片，《药神》前半部分“创业史”的篇幅，显然受到其一些影响；《亲爱的》是社会问题片，社会边缘人群抱团取暖，在《药神》中也能看到。
《亲爱的》之后，体育传记片《李娜》难产，大众向的社会写实片再没出现。
事实上，不管是原著还是电影，李雪莲上访只是一个引子，由此引发的官场食物链运作逻辑才是作品要突出的要点。不管是表现形式，还是表达主题，《我不是潘金莲》都比较“反商业”，它基本上是冯小刚消耗着自己拍商业片攒下的观众缘去做的一次创作试验。
因为原型人物经历类似，《我不是药神》一直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是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如果真按照奥斯卡的趣味来拍，《药神》很可能像《嘉年华》一样很快在市场销声匿迹。赔钱赚吆喝，去拍一部小众的文艺片，这也不是浸淫商业类型片多年的宁浩、徐峥两位监制的风格。
“一开始这个剧本是文艺的，从题材上来讲就是一个文艺片，就是一个社会性很多、但是娱乐基本上没有的一个电影，我执意要把它从一个文艺电影做成《辩护人》。”根据媒体对导演文牧野的采访，《我不是药神》一开始对标的就是韩国的《辩护人》，这一点从那张“伪喜剧”的海报上能看出端倪。
《辩护人》代表了某一类韩国电影，如《素媛》《熔炉》《出租车司机》等，它们经常以某一社会事件为切入点，痛陈社会积弊，呼唤做出改变。同处于东亚大陆，相似的社会文化习惯，让中国观众习惯透过“镜中我”来审视自己，通过互联网传播，这些韩国电影在中国赢得了不少泪水和声誉。
除了《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去年到现在引进中国的印度电影还有《小萝莉的神猴大叔》《起跑线》《厕所英雄》，“社会问题片”成为中国市场印度电影的标签。如果说，韩国社会写实片是《我不是药神》诞生的催化剂，那么印度社会问题片轮番上映，真正培育了这种题材的中国市场。天时、地利、人和，《药神》不火，天理难容。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这种转型之痛可以最大范围引起全社会共鸣，遵循大众传播逻辑，虽然社会题材娱乐性较低，依然很容易成为商业电影的素材。
以韩国为例，从热门话题性电影的取材来看，“日据”“韩战”“民主化”是韩国社会的三大痛点，很容易出爆款，比如《暗杀》《国际市场》《出租车司机》。相反，科幻电影因为较高的投资成本，在韩国国内市场很难回本，尽管代表电影工业的尖端，也鲜有尝试。奉俊昊拍的《雪国列车》《玉子》都是借助好莱坞资本完成的。
任何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使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调整中，人们的价值观、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富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更具故事性的传奇。
因为特殊的历史和发展阶段，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社会议题和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同样是体育题材，英国片《飞鹰艾迪》讲的是“挑战自己、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而印度片《摔跤吧！爸爸》则把个人梦想和国家荣誉捆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