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奉天城，已发展成东三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发展成一个与列强关系和利益相当复杂的国际城市。年轻的张学良就在这一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逐渐扩大了视野，增长了学识。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外国学者和教育家，以及一些英、美籍的朋友，其中，任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人普赖特成为他的终生密友。
我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这个人叫普赖特，我为什么现在也叫这个名字呢？这也是仿照他。我参加青年会活动时，这个普赖特在青年会演讲，这个人影响我的后半生。还有一个张伯苓，他们两人对我影响最大。
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张学良一边汲取西方文化，一边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据有关资料记载：“张学良身着紫色上衣，在会场往来穿梭，十分活跃。他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必劝购，他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
由于青年会办得热人朝天，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相继来奉天演讲，张学良每次都参加，还在大帅府里盛宴招待。
余日章这个人也很房害。我跟他见面时，跟他谈话，他说，我看你这个人将来很有些作为。他就告诉我几样事，其一是说，你要尊崇论，不要制造舆论。
一次，南开校长张伯苓来奉天青年会讲演，提出一个“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
对他演讲的题目，我几乎要上台去骂他：“中国不亡有你？”我想，你这个混蛋，你算个什么玩艺儿？可是仔细一听，他演讲的意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国家的事，大家都有一份，大家都有责任。我受他的彩响很大。
所以，后来张学良曾著文写道: “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希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同”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拍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在结交外国朋友方面，少帅与老帅截然不同。少帅交往了不少日本朋友; 而少帅的英美朋友众多。从张家父子的政治生态上看，老帅一直未能摆脱日本人的纠缠; 而少帅在重大的行动中，多受欧美朋友的影响。
当时，在大帅周围，负有政治使命的日本人经常来来往往，日本的谍报网也如同蜘蛛网一样笼罩着张作霖。年轻的张学良几乎每天都可见到日本人的身影，特别是在军营里，以松井中佐为首的日本顾问，晃着肩膀，昂首挺胸，张学良对此极感厌恶。尤其是日本教官浦岛义一经常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态度异常傲慢，张学良对他更为反感。
“浦岛，我父亲用重金聘你，并不是叫你来宣扬你那一套陈词滥调的!”张学良喝斥道。
当年，奉天街头，日本浪人到处乱窜，日本女人花枝招展，甚至身着浴衣招摇过市。我那时就认为，在中国街头出现这种景象，简直是一种国耻。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在忠孝仁义传家传统思想基础上，除接受了较深的西方文化的熏陶外，同时，还受到老庄的淡泊、达观思想的影响。因而，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友爱等观念，他兼而有之，佛、耶、老三种思想，则混为一体。胸襟坦荡，忠厚义气，简朴清廉，是少年张学良所拥有的美德，当然，这与他良好的家教息息相关。张大帅自当上奉天督军后，尽管成为豪门贵族，但仍治家严谨，生活并不奢华。
张学铭先生曾回忆说：“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在一桌上吃饭，平时经常吃高粱米粥和馒头，逢过年才能吃上酸菜白肉等好的饭菜。有一次喝高粱粥，我大哥学良不爱喝，让老将张打了一筷子，老将斥责我们说：‘妈拉个巴子，当年你老辈若能喝上一碗高粱米粥，能冻死吗？’从此以后，我们吃饭谁也不敢再挑食了。”
张大帅良好的家教，对少帅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吴俊升，吴大舌头，他是谁吗？他是我五弟的干爸，我们喊他吴大爷。过年了，他来给我父亲拜年，我们也给吴大爷拜年。这时，他给我们每人五千块钱的一张票子。我父亲一见就火了，我父亲管他叫吴大哥，他说：“哎，吴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