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员提出一些基于出土文物的猜测，与史料记载有所出入，经由媒体传播，尤其夺人眼球。比如孔子出生时间、制作蒸馏酒的年代、刘贺的真实人格等。辛德勇担忧其中会产生误导。“搞历史研究的人，是很感谢考古工作者的，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不容易。”辛德勇告诉第一财经。“在北京做展览，以及积极的宣传，这项工作是非常好的。不过，我觉得，有些问题的解释要慎重、严谨一点。”
“孔子出生年代的问题，出土铜镜的铭文和之前典籍记载不一样。这就需要分析了：从时代上看，传世文献中的记载都比海昏侯墓的年代记载早。从典籍的权威性看，《公羊传》、《毂梁传》等典籍都比这面铜镜背后的铭文要权威。”辛德勇说。
对蒸馏酒制造历史的推测，在他看来则是有悖常理的。“关于蒸馏器的推论，社会公众肯定相信。但绝大部分人一喝酒会有瘾，这种技术是绝对不会轻易失传的。又怎么会从1000年以后重新从西域传入蒸馏制酒技术?”
考古实物与传世文献可能出现悖逆，辛德勇强调文物的研究还是要结合历史。“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都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就海昏侯墓而言：“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铭文、简牍文书，只能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西汉历史以及其他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不能甚至根本无须期望对《汉书》记载的有关刘贺的基本史实做出什么翻案文章。”他在书中写道。
对史料的轻率否定其实包含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辛德勇坦言，自己并不知道这些推论公布的具体场景。“或许当时考古工作者是有其他语境的，但站在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特别希望以吸引人的方式来引用。这还是整个文化生态的问题，如果有层次比较高的媒体来严谨地处理这些问题，我想层次比较高的人也会选择这样的媒体。这里面也有一个受众习惯的问题。”
学术界也同样有着追逐新出土文物的风气。这两年“新材料、新发现、新方法”成了很多学术会议的标题。辛德勇觉得，新出土文献大家抢，因为总能出成果。真正的疑难，过一万年也总有文章可做。有人看不出来，只是因为没花功夫。“很多人觉得，谁聪明，谁能看到问题。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谁更花笨功夫，谁能发现问题。 让人把学问做好的，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越不想花力气的人，越希望走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