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见到朋友圈里转这个德士安哥的视频,没想到今天的新加坡还有本地人会唱这些歌曲,不由得勾起了对一些尘封多年,但影响至今往事的回忆。
1949年之后,在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强烈的爱国情操和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他们期待着强大中国的崛起,可以一雪多年以来在英国和欧洲人殖民统治下所蒙受的屈辱。但是,另一方面,这事则引起了马来人、印度人、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以及少数支持KMT的受华文教育者深藏已久的恐慌。
1963年,早在新加坡仍是自治邦,尚未独立之时,周恩来给李光耀写信,吁请支持废除和销毁核武,李光耀回信表示“这个方案将受到各方欢迎”。翌年,此信曝光,马来西亚首相东姑公开斥责李光耀“与一个马来西亚不承认,而且言论和行动都对马来西亚含有敌意的国家直接通信。”
1965年,新马合并,中国并不承认当时的马来西亚,认为那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
1968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在批评“苏修叛徒集团”时,形容李光耀为“美英帝国主义的工具”;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把李光耀形容为“英帝国主义的走狗”。
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经历大动乱。在巅峰时期,新加坡一些华文书店进口大量印有“毛XX语录”的邮票,入境的中国海员也带进了数以千计的小红书,在新加坡的ZG银行职员则在服务柜台向新加坡本地客户发放宣传W+G的册子。
李光耀政府把参与此事的狂热新加坡公民逮捕并提控,对中国公民则不加限制,“为的是继续维持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往来”。
1971年,新加坡乒乓球队受邀到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翌年,中国乒乓球队访问新加坡并进行友谊赛。李光耀回忆,当时有一大群新加坡本地人在球场上嘲弄新加坡队,高呼赞美毛XX的口号,李光耀感到生气,并公开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是新加坡的小毛XX”。
由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对新加坡的立场也悄悄发生了转变。
1974年,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与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会面,问起苏联船只在新加坡维修的事。拉惹勒南说,新加坡的海港是对任何国家船只开放的,但是,他保证,绝不容许任何势力利用新加坡对邻近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其实,关于新加坡港口一事,早在1970年9月,李光耀在苏联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时,柯西金就提出,苏联有意使用新加坡的船坞,准备派各种船只包括军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柯西金也问李光耀中国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
1975年6月和9月,泰国首相和伊朗首相分别给李光耀传来周恩来的口信,邀请他访问中国,并补充说,“时间不多了”。李光耀决定访华,并且把时间定在1976年5月。但是,李光耀尚未成行,周恩来就去世了。
1976年5月10日,李光耀应华国锋之邀,首次访华。5月12日下午,已病重不常见客的毛XX支撑着身体,会见了李光耀。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毛XX主席会见李光耀总理等贵宾”。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人民日报》引邓小平的话称:“勤劳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总理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第二天刊发了题为《发展中新友好关系警惕霸权主义侵略东南亚》的报道。
在当时的语境下,对东南亚形成威胁的“霸权主义“是苏联。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访华,《人民日报》的新闻标题是“李光耀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1971年5月2日到1980年11月,十年时间,在《人民日报》笔下,李光耀完成了从“帝国主义走狗”到“贵宾”,然后再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三级跳华丽转身。
李光耀的这个三级跳,关键不在他本人,甚至也不在中国,而是在起了基本变化的世界格局。
在1976年首次访华之前,当时正值中苏交恶,为了消除中国人对新加坡是否支持苏联的疑虑,李光耀重申,作为自由经济体,新加坡允许苏联在新加坡设立莫斯科人民银行新加坡分行,以便处理贸易事宜,但绝不允许苏联在新加坡进行任何反华活动。
至于中国人担心苏联人收买新加坡华商领袖以换取对苏联的支持,李光耀向中国保证,“我们不亲苏,也不亲中,我们亲西方,因为着符合新加坡和我们邻国的利益”,对苏联在新加坡和本区域的活动,新加坡完全清楚并且会密切留意;另一方面,新加坡虽不愿触怒苏联,但希望鼓励并扩大与中国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