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高度重视通过增加部门间统筹协调性确保生物经济繁荣于顺畅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生态中。
例如，2020年5月，美国国会关于工程生物学研究的新提案指出，联邦政府部门要持续加强与国防部、农业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部门的协调。德国2020年新版《国家生物经济战略》提出，政府将任命一个独立的、成员广泛、跨界联合的咨询委员会机构，确保在多个相关团体参与下，提出多项目标、实施计划并落实具体建议。英国由商务、能源、工业部门联合发布报告，由政府、产业和研究部门共同推进生物经济转型。民间智库、金融机构等产学研单位也是积极构建完善生物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如2022年4月发布《美国生物经济：为灵活和竞争性的未来规划路线》报告的美国施密特未来智库（Schmidt Futures），即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工智能和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前谷歌首席执行官Eric Schmidt发起。这一智库于2021年10月成立合成生物和生物经济工作组，成员主要由物理、伦理、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及创新型公司的风险投资家、行业领导人和生物技术联盟的领导者等组成。
持续加强生物经济相关决策的公众参与和舆论引导。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不同，生物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场效率革命，更事关人类生命本体的改造进化，与自然万物密切相关，因此有关决策部署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例如，在公众较关注的转基因产品开发和推广问题上，无论是积极主推的美国，还是相对谨慎的欧盟，都想方设法将转基因审批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并邀请公众参与。美国的做法包括：转基因生物释放和注册同期必须发布环境影响报告，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需接受公众评议，美国环境署生物技术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面向公众开放并将会议记录在网上公布。欧盟则要求食品安全管理局对新的转基因产品出具评估报告，由欧委会将评估报告公布在网上并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公众评议。
此外，针对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新兴产业属性，以及关乎公众“医”“食”“ 美”“ 安”等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国家和地区着力就提升公众对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培养相应消费理念和习惯等方面进行积极引导。例如，法国提出了支持生物经济供需匹配的十大行动；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将支持企业和学术界以透明和负责人的机制运作，以增强公众信任，公开有效地宣传创新生物基产品，由此提升公众对新产品的理解和认识，从而确保向生物基经济转型时可以获得社会、环境和经济的益处；意大利在《意大利的生物经济：为了可持续意大利的新生物经济战略》中提出，要从消费者的角度促进对生物基产品的需求，收集关于消费者在生物基产品方面的信息，考虑如何形成新的市场，并利用生物基服务，开发创新性、包容性的商业解决方案。
如何在生物经济时代掌握发展主动权？
我国培育发展生物经济的路径，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大力支持生命科学领域重大技术研发和攻关；最近20年集中资源推动生物产业发展；2022年5月，我国顺应全球生物经济时代发展大势，发布首个国家层面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进入这一阶段，着眼于当前国际生物经济发展新趋势，立足我国生物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生物经济规模体量大且产业体系健全等优势，我们可以从夯实科技基础，壮大核心支柱产业，强化生物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筑牢生物安全屏障，优化生物经济制度生态等方面科学规划、统筹设计、前瞻布局、扎实推进，努力在生物经济时代掌握发展主动权，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① 夯实生命科学创新基础。一是进一步夯实生物经济繁荣发展的技术基础。密切对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要求，面向制约生物技术应用推广的“卡脖子”问题，加快部署推广一批新的生物技术攻关计划。强化产学研共同参与的生命科学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创新“揭榜挂帅”制度。二是在国际科技合作形势正在发生趋势性扭转的大背景下，坚持开放创新，广纳海内外各类人才、团队，更好利用海内外专业化的创新创业资本，加强跨境科技合作项目，降低创新要素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三是壮大一批产业集群，引导创新资源向前期有积累、有基础、未来有潜力的地区进一步倾斜，例如，大力支持苏州、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重点生物产业集群建设，使其成为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我国生物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