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同志们都看到了今天的经开区，在昔日的庄稼地上长出了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北京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长出了高端科技成果转化聚集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平台；长出了宜业宜居产业新城，成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
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经开区是如何在一片庄稼地起步实现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规划先行，谋定后动”是经开区发展的密码之一。90年代初，北京提出了要建设开发区，经过多地选址决定建在了亦庄。前期规划设计我们对标发达国家的工业城市，借鉴了国内开发区经验，按照新城的设计理念，统筹兼顾工业、居住、商业等生产生活要素，同时特别注重高科技产业发展需求和对环境的保护。
在具体工作中做到了三个“超前”：一是“超前花钱”，市政府拨付的250万元开办费，办公楼还未建，我们就拿着钱第一时间做了大量专业的基础性工作，实施了120平方公里土地的普勘、40平方公里土地的详勘和20平方公里的环评；二是“超前研究”，提前研究满足企业需要的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布局，为城市功能和生态要素预留了空间，还提前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民问题；三是“超前服务”，把工业区划分出了400*400交通便捷的路网，提前进行“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每个地块编制好规划设计条件，方便企业快落地、快开工。不少海归人士来到经开区，都表示在这里能看到国外发达国家工业城市的影子。
大家是否知道第一家落户经开区的企业是哪一家吗？是资生堂。91年11月资生堂就与经开区完成了签约,比经开区奠基还早5个月。
当时，经开区正处在筹备初期，在无机构、无人员、无经验的“三无”状况下，要完成一家500强企业的落地，困难可想而知。面对资生堂提出的通水、通电、通热等刚性需求，我们主动服务企业，作出了自己的承诺，能区里完成的就抓紧干，需要市里审批支持的就替企业去跑去申请，用无数个日日夜夜做到了有诺必行，用我们优质的服务，求真务实的精神留住了资生堂。资生堂的落户成为了当时的“活广告”，先后吸引了一批日本企业入驻经开区，03年资生堂又拿出在经开区所获的全部利润投资建设二期。到今天，资生堂已经伴随着经开区的发展成长为年产值20多亿元，累计纳税超50亿元的重要企业。
经开区初始就明确了“五少两高”，即少用地、少耗能、少耗水、少运输、少污染、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开发原则，我们瞄准的是世界级的企业，也始终坚信打动世界级企业的一定是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德国企业是出了名的严谨，93年，德国医药企业巨头——拜耳要在中国开拓业务，市政府要求经开区“必须把拜耳留在北京”，当时拜耳已经考察了天津、大连、上海等地。怎么才能留下拜耳，我们选择用专业精神、用科学数据、用真挚诚意。
经开区成立了以时任管委会副主任马麟为组长的工作小组，针对拜耳提出的包含36个大问题、126个小问题的全英文问卷，我们仅用三天时间就做出了专业阐述与准确回答。随后，又赴德国与拜耳进行谈判，没有推杯换盏的酒桌谈判，也没有不切实际的盲目承诺，面对拜耳方面40多位专业人员针对环境、土地、气象、交通、规划等方面的提问，谈判组都一一用详实数据和专业术语进行了解答，让德国人见识了我们的专业、严谨和坦诚。谈判小组还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达成合作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了经开区，总值5亿马克的合作水到渠成。
百舸争流千帆竞，勇立潮头破浪行。作为国家级经开区要学会在地球仪旁边思考问题，要有敢为人先、敢于打破现行体制机制的魄力。99年，当时的世界500强企业诺基亚想要落户经开区，提了一个条件，要实现“早晨接到的手机订单，搭乘当晚飞机发往客户收货地”，现在看起来这个要求很简单，但在当时中国海关通用的是“手册式”监管模式，完成报关手续至少需要一周。为了满足诺基亚的需求，在海关总署和北京海关的支持下，我们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由物流公司来提供数据、海关进行线上数据汇总的电子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对于全国来说都是一种非常有冲击力的理念改变和制度革新，获到了国家海关总署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诺基亚也最终成功落户经开区，由此打造出了一座世界级通信生产基地——星网（国际）工业园，探索出了产业链招商模式，以诺基亚为核心，把诺兰特、威讯半导体等近20家手机制造和零配件供应厂商聚集在一起，创新性推出零距离、零库存的“星网工业园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了哈佛商学院典型案例。虽然现在诺基亚已经退出了市场舞台，但集群发展的产业逻辑在今天经开区的发展中还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