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老子·第十五章》原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曰：豫呵，其若冬涉水。猶呵，其若畏四邻。俨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释。沌呵，其若朴。混呵，其若浊。旷呵，其若谷。浊而静之以徐清，安以动之以徐生。保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弊而不成。
说到《大学》或许您有所不知，《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散文，而《礼记》并非六经中的《礼》，因为孔子所著的《仪礼》主要记载周朝冠、婚、丧、祭等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尚仁崇礼的儒家后学在学习的《仪礼》过程中，根据先秦时期尚有流存的史前文献，补充了大量阐发礼义的文章，总称之为“记”，《礼记》就此产生。
既是说，我们将要提及的《大学》与《中庸》，并非孔子所作的《仪礼》中的内容，而是万千儒家后学在学习《仪礼》的过程中，逐步补充的史前文献与个人注释心得。因此朱熹不但认为《大学》是孔子弟子的曾参所作，《中庸》则是曾参的弟子子思所作。同时指出原文中，尤其是《大学》之中，存在”经”与”传”的区别。既，存在史前文献，与后学心得注释混杂的问题。
世人熟知韩愈，多是因为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却很少知晓，正是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结束了南朝之后以藻绘相饰，文格遂趋卑靡的中华文化乱象。对唐宋盛世的开启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文化作用。这才有“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太平”的中华文化气象。
何谓“为往圣继绝学”？要知道，易学既然是变化之学，那么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继往开来，随同时代的发展不断自新、自历。如没有曾参与子思继承、更新孔子的遗志，韩愈哪有《大学》《中庸》可解？若没有韩愈注释《大学》《中庸》，二程与朱熹又哪有文化底蕴能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开创唐宋盛世？那么如今中华之崛起，难道不需要千千万万个还很普通的我们继承中华往圣的文化气象，竖立起属于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自信？
道理虽然简单，但任重而道远，需循序渐进。而《大学》中有一句话对自然规律总结的非常好，叫做“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认为，事物有的它根本与枝节，开始与结束。那么根本与枝节，开始与结束哪个更加重要？普通人或许认为根本重于枝节，结束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开始。但若站在庄子“道通为一”的立场上，根本与枝节，开始与结束，都是组成事物的不同部分，故不存轻重之分，只有先有之别。如虽然根本与枝节都是组成事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先有根本，才会有枝节。同理，开始与结束虽然共同组成事件，但要先有开始，才有结束。因此《大学》强调“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言下之意知晓了先与后次序之别，也就接近了明晰大道。
如此，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为什么“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就老子的崇古的文风有关，如“卦”的顺序便是从下至上，由底部初爻往上解读。而现代的行文方式，多数从上往下解读。因此在现代人看来《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排文方式非常古怪。但其实华夏古者崇尚自然的程度早已融入血脉，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比如后世熟知的‘秋后问斩’，便是中华古者遵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万物生息的规律，故将杀伐之时定在秋后，万物收藏之时，不伤天时之举。而按照易传“圣人与天地合其德”的宗旨，“道经”乃“德经”之本，如树木生长由上至下，德经为本，居下。道经为末，居上。
如此分析是证据的，因为先秦时代著书使用的是竹简，而竹简的书写方式采用竖版，如果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书写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哪个在上，哪个在下？很明显是“实其腹”在下，先行先举。“虚其心”在上，本立而道生。因此，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牧民教诲无疑是正确，因为只有衣食无忧，解决好民生问题，才是道德教化，提高全民素质的先决根本。如果说道德昌明的大同盛世是花团锦簇，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茂景象。那么达成欣欣向荣的根本，就是从毫不起眼的粗枝大叶开始。既是说，所谓的“阴阳并举”同样贯穿终与始的整个过程，有先与后之别。而不是两样完全不同或相反的两样事物，在同一时刻一同施行。我们不但要牢记““恒：久也，终则有始”的古学教诲，更要切忌以今释古，如使用现代的文体风格，字词、字义曲解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