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陈淑芬站在香港的文华酒店前，还是会想起张国荣打电话约她喝茶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非典的阴霾笼罩在每个匆匆过往的行人脸上。
作为经纪人的陈淑芬抵达文华酒店后，给张国荣打电话：“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啊？”
张国荣回答：“我刚刚出去了，你先在那边喝杯茶，我很快就回来。”
40分钟后，约摸三盏茶的工夫，陈淑芬的手机响了。
张国荣说：“5分钟后，你在酒店门口等我，正门，我很快就回来。”
傍晚6时41分，“砰”的一声巨响，在陈淑芬的耳边炸开。
张国荣从24楼健身中心一跃而下。
他飞下来的时候，像极了他电影角色中的一个隐喻——一只白色的大鸟。
若他还在，秋天尚好，今天应该是他的66岁生日。
他在里面饰演叛逆的香港青年旭仔，也就是阿飞。由于生母在成长中的“缺席”，阿飞优雅地把自己比喻为“无脚鸟”：
“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飞呀飞，飞到累了便在风中睡觉。这种鸟儿一辈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
“从前我以为有一种鸟从一开始飞就可以飞到死的那一天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这只鸟从一开始就死了。”
以前听人家说，这代表着上世纪60年代香港人的漂泊感，后来却咂摸出几分一语成谶的味道来。
2003年4月1日当天，他还见了一个人——设计师莫华炳。
吃饭的间隙里，张国荣问莫华炳：“如果你病得很严重，没有药医，你会怎样解决？”
莫华炳说他会选择吃安眠药，万一人家找到了就有救了。
在半年前，张国荣也曾吞服安眠药，所幸唐鹤德及时发现送医了。这一切都不是毫无征兆。
有人说，张国荣死于性格。优秀的人很容易脆弱敏感，可是，他是圈中一致好评的阳光公子，性格好，很会活跃气氛。
也有人说，张国荣死于情变。可是，他的姐姐张绿萍和陈淑芬都说：“他和唐鹤德的感情一直很好。”
更有人说，张国荣死于入戏太深。他是阿飞，他是何宝荣，他是程蝶衣……他“人戏不分”。
可是，在采访中，他本人曾多次辩说：“我从未觉得自己是程蝶衣，他过得太惨了。我很喜欢程蝶衣，但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他。”
张国荣忍受抑郁症的折磨好久了，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在1987年的自传中，张国荣写道：“记得早几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叙旧，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见不到欢颜。我想自己可能患上了忧郁症。”
从2001年开始，张国荣的生理性抑郁突然变得很严重。“出现幻觉，被可怕的幻境缠身，经常情绪失控。”
姐姐张绿萍谈及张国荣的抑郁症时说：“他生了那个病(抑郁症)，有时我正在开着会，他打电话来说：‘姐姐，我还没有好，你过来啊!’我就什么都不做，立刻去他家。不能让媒体知道他去看精神科医生，我唯有叫医生到我家里帮他看病。他几次打电话来跟我say goodbye(说再见)，吓得我不得了。”
给他看病的医生麦列菲菲教授也曾回忆说：“他的生理性抑郁非常严重，手一直颤抖不停，拿个水杯都拿不稳。”
他的嗓子让倒流的胃酸灼伤了，再也唱不出深情款款的歌声。
长期失眠，反应迟钝，导致他想做导演的计划搁浅了。
“当演员只是一个棋子，导演才是整部电影的灵魂。”
他一直想自己执导影片，他把剧本《偷心》都准备好了，但抑郁症频频发作，让他再也无法投入工作中去。
最可怕的是，抑郁症引起的情绪失控，彻底打破了张国荣的生活。
好友梅艳芳曾经回忆：“有一天一班人吃饭，他突然站起来就走掉了。我打电话，他也不回应，后来连电话号码也改了。那段日子，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张国荣有多明媚，后来的他就有多不能忍受变糟糕后的自己。
张国荣曾努力抵抗过病魔，可依然无能为力：“我又有钱，又有这么多人疼爱我，我又这么开心，可它（抑郁症）不认的。”
用陈淑芬的话说：“哥哥是完美主义者，他最接受不了的是难堪，不是别人给他难堪，是自己觉得自己难堪。”
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国荣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陈淑芬。他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会把他的身后事都处理妥当。
陈淑芬目睹了那一刻，第一件事就是冲上去用衣服遮住了他，让一生爱美的他，没留下一张落入红尘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