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领取共同退休金。要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结局，就要意识到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其实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有趣且复杂得多。
凯恩斯相信，到达他设想的“经济乐土”将是人类最非凡的成就，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解决他所描述的“人类从原始生命形态出现以来……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凯恩斯认为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问题， 也被称为稀缺性问题。他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
我们有无限的需求，而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需求和欲望。这一观点还支撑着我们的市场、金融、就业和货币体系。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稀缺性是驱使我们工作的动力，因为只有通过制造、生产和交换稀缺资源，我们才能弥合无限欲望和有限资源之间的鸿沟。
稀缺性问题容易导致我们对人类这个物种做出悲观评价。悲观者认为，进化已经把人类塑造成了一种自私的生物，一直背负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包袱。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觉得这种关于人性的假设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但对于其他地区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假设站不住脚，比如，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地带过着丛林生活的朱/霍安西（Ju/ hoansi）部落。该部落是非洲布须曼人的一个分支，自20世纪末还过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狩猎采集生活。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一直在记录该部落在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中遭遇的创伤。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发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每种生活方式都基于迥异的社会和经济理念，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也有天壤之别。对该部落而言，市场经济和支撑它的人性假设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沮丧。
并非只有这一个部落有这种困惑、沮丧之感。从东非的哈扎比部落到北极的因纽特人，以及其他在20世纪依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社会，都在努力理解和适应一种基于永恒稀缺性的经济体系。
当凯恩斯第一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只不过是社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中的一个小插曲。即便他希望更多地了解狩猎采集者，也不会找到太多东西来挑战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原始社会的生活就是一场同饥饿的持久斗争。他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去说服自己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偶尔出现倒退，人类的旅程仍以进步为主，进步就是我们工作、生产、建设和交换的引擎，而这个引擎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内在动力。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像朱/霍安西这样的狩猎采集部落，其成员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非但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恰恰相反，这些部落的人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而且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息和休闲。我们还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
尽管“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坚持认为人类受到了无限欲望的诅咒，不得不在有限资源的炼狱中挣扎求生，但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物质欲望却很少，他们只需要付出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能得到物质满足。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相信资源充裕性，而非过于关注稀缺性。在长达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源稀缺性问题折射出的人性以及关于工作态度的假设都植根于农耕时代。
关于工作，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在一项任务上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祖先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关注资源稀缺性。这就提醒我们，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努力解决经济问题。我们经常把各种有目的的活动都描述为工作，比如建立人际关系、健身甚至休闲。经济学家把工作定义为我们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花费时间和精力，这种描述规避了两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工作与休闲的区别往往在于背景不同，以及我们是“收别人的钱去做一件事”，还是“主动付钱去做一件事”。
对于古代的猎人而言，猎杀麋鹿是一项维持生存所需的工作，但对于发达国家的猎人而言，则变成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往往非常高；对于旨在营利的艺术家而言，画画是工作，但对于众多艺术爱好者而言，画画能放松自我、带来乐趣；对游说者而言，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是工作，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交友主要是一种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