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80后”作家创作的“青春小说”曾经蔚为大观，但持续十多年后则风光不再。个中缘由是多方面的，而从小说艺术标准来看，青春小说的局限性十分显著，值得反思。
祁春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青年文学与文化。近日，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祁春风就上述话题作出阐述。
青春期的自我体验是“80后”作家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尤其在早期“80后”作家的作品中，青春期的情绪、情感的抒发最为显著。为了表现自我认同的痛苦和宣泄情感，早期“80后”作家主要倚重语言上的修辞。
韩寒在《三重门》中学习了钱锺书的幽默和讽刺，常常引经据典，苦心经营绝妙的比喻。但韩寒没有树立钱锺书的人性立场，“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韩寒不遗余力地嘲讽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师、耍弄权术的教育管理者、不无心机的同学，但他在运用讽刺时缺乏人性的悲悯和同情，只是宣泄愤怒、轻蔑。在其后的小说创作中，韩寒放弃了比喻和引用等修辞，仍擅于制造一些幽默、讽刺的警句、妙语，不无得意地在小说中作为语言包袱抛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叙述的连贯和流畅。
春树的小说以直白的口语，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寂寞、烦躁等随时表达出来。这从《北京娃娃》的许多章节名可见一斑，如“我爱五道口”“卑鄙小人”“极端无聊”“没劲”“啦啦啦”“烦死我了”等。
早期“80后”作家的修辞化倾向，除了宣泄情绪和抒发情感的需要，也体现了“作文体”的影响。尽管他们猛烈地抨击学校教育，但吊诡的是，他们的文学手段大多数还是中学语文所给予的，他们的作品残留了“作文体”的痕迹。中学语文重视句法、语法、修辞手法等知识的传授，也有周记、日记、作文课等写作方面的强化训练。
春树受日记体、“作文体”影响很深。“我最早的写作启蒙就是几本从学校门口买到的作文集。”许多“80后”作家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起步，尽管“大赛”鼓励青少年大胆表达自我的真实感受，但说到底，仍是“作文”形式。
张悦然、周嘉宁等“80后”作家的创作历程，表现了他们逐渐节制情感、克服“作文体”的努力。张怡微因为一直不能对“原生家庭”的分崩离析释怀，她的作品显示了内心情感长久的挣扎。她的小说始终保持着散文化的形态，抒情和议论常常情不自禁地从叙述的缝隙中流淌。但她的叙事艺术也逐渐成熟，小说中的抒情和议论既蕴含了深切的人生体验，又更加紧贴叙事，与叙事水乳交融，呈现了一种如怨如诉的语言风格。
修辞化的叙事显露了“80后”作家在叙事艺术上的稚嫩和缺陷。“80后”小说叙事最先获得评论家关注和概括的特征就是鲜明、突出的风格。“显而易见，风格化艺术，即一种过剩的、缺乏和谐的艺术，永远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艺术。”
为了改变青春叙事的抒情化和修辞化的写作方式，一些“80后”作家尝试建构小说叙事的深层模式，采用了寓言化和象征的方法。由于对社会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缺乏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他们虽然十分细致地描绘了具有象征指向的非现实事物，但不能形成明确和深刻的思想意蕴。
颜歌曾经热衷描写“魔幻”事物，在叙事中加入象征的手法。她的成名作《异兽志》称得上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讲述“永安城”里人与兽杂居在一起生活的故事。但小说中的悲伤兽、来归兽、荣华兽等，除了外形奇特外，其实在职业、阶层和品性方面与人无异，而且小说最终解开的悬念不过是人比兽更坏，统治、利用、虐待兽的人类其实才是兽类。因此，这部小说中的魔幻色彩并没有深刻的寓意，而这样的象征手法并不比写实更高明，反而显得“文胜于质”“形式大于内容”。
甫跃辉在小说创作中也常常营造象征意象，他笔下的意象主要是动物。在长篇小说《刻舟记》中，甫跃辉描写了超越乡村现实和人情的妹妹形象，她充满爱心，养过各种小动物，最后因为寻找逃跑的鹦鹉而溺亡。作者似乎想赋予“那只漂亮而高傲的绿毛鹦鹉”更深层的含义，然而只是用“沉静”一词来形容人类无法理解的生灵和态度，断裂了进一步超越的意味，“妹妹之死”也因此止步于一种忧伤情绪的表达，缺乏更深刻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