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创作中，甫跃辉主要吸取了启蒙主义的思想，对乡村和城市文化都持有批判态度，当他企图赋予意象更多批判意蕴时，却因思想的矛盾或平淡无奇而停留在表面。《鱼王》从一群乡村少年的视角讲述了村民的自私和疯狂导致鱼王的死亡。“鱼王躺在干裂的岸边湿地，硕大黑亮的脑袋、光滑闪亮的巨大鳞片、巨型剪刀一样的尾巴，组合起来像一辆满载货物的小型拖拉机。”“白水湖里真有鱼王！鱼王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一条特别大的鱼罢了。”小说描写“鱼王”不过是一条大鱼，显示了乡村神话的“祛魅”过程，但小说又描写鱼王死亡后发出腐臭，让全村人呕吐一个月，整个村子瘫痪，最后又写到鱼王骨架中一根巨大的刺不见踪迹，这些细节似乎又意图给“鱼王”附加神秘的象征意味，进行非写实性的批判现实。
实际上，其他“80后”作家也曾运用象征的方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比如张悦然对童话的改写，文珍创作的成人童话《乌鸦》等。但由于“80后”作家在自我认同的叙事中更重视情绪、情感的抒发，而对自我和社会没有形成客观、独特而深刻的思想，他们试图在小说中运用象征手法营造意象时常常力不能逮，半途而废。
“80后”作家对自我意识和自我心理过分关注，轻视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某些“80后”作家热衷表现自我，甚至只会写自我，他们的文学创作长期困囿于狭小的个人生活之中。实际上，他们的很多作品与个人生活、自身经历已经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对生活的观察、理解过于狭小、片面，是限制他们作品价值的主要原因。
郭敬明的青春叙事常以自身经历为蓝本。他在一篇散文《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中说：“我只是善于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剖开，然后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们我的一切。我不会是个好的写小说的人，因为我不习惯去讲别人的故事。”他的长篇小说《1995-2005夏至未至》，通过讲述傅小司的故事，将自己从小城到大城市读书、成名的经历完整地梳理了一遍。虽然书写自我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途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自叙传”小说，但真正有价值的“自叙传”小说，应以个人的经历与挣扎折射人性的矛盾深邃，反映生活的错综复杂，而不是个人生活的暴露。
在“80后”的成长过程中，大众传媒传播了太多的大众艺术作品。这些大众艺术作品不仅遮蔽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且形塑了他们观察和理解生活的方式。在张悦然的小说中，各种服饰、香水、用品带着品牌符号成为互文本。“我没有再买Only和Levi’s牌子的衣服，因为觉得它们太过于中性化了，我开始喜欢繁复的花边和层层叠叠的蕾丝。”不过，她的物质文化文本或符号还关联个人的品位或经验。但到了郭敬明的小说中，一些物质文化文本几乎以奢侈品本身的意义传递单一的观念。最典型的是《小时代》中奢侈品符号的出现成为常态，不断冲击着读者。
而笛安在《告别天堂》中设置了一个音像店，小说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常聚在一起听歌，看电影。这部小说吸纳了极其多的大众艺术文本，包括《危险关系》《蓝色生死恋》《甜蜜蜜》《霸王别姬》《阿飞正传》等。笛安似乎对这代人的局限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她借主人公宋天杨之口说：“我是听着情歌长大的孩子。我们都是。在我们认识爱情之前，早就有铺天盖地的情歌给我们描摹了一遍爱情百态。”可以看出，“80后”作家大量运用互文本似乎是无奈之举，在青少年时期所接收的大众艺术已经塑造了他们的思维与情感模式，他们很难再以本真的眼光观察世界，很难形成对生活的独特体悟。这是对“80后”作家的巨大挑战，只有摆脱大众文化的影响，真正面对生活，“80后”作家才能从生活中形成独特见解和价值判断。
文化产业的兴盛催生了文化消费主义，许多“80后”作家的目标是写出畅销的好故事，对小说艺术的创新缺乏兴趣。起初他们是因为对自我、个性的出色表现而获得同年龄读者的追捧，之后，郭敬明等人自觉追求小说的畅销，逐渐突破了青春叙事，在小说中加入更多通俗故事因素，如商战、案件等。可以说，一些“80后”作家满足于讲述青春期自我认同的故事，倾诉自我的情绪和情感，引起青年读者的追捧即可。他们没有小说艺术上的“影响的焦虑”，不注重文学传统的学习，亦缺乏艺术创新的动力。（朱子钰 李梦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