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吴文津老先生必须从北加州的房产谈起。2012年春，朗诺想应斯坦福大学之聘到该校教书，我对居住了二十五年的海滨小城非常不舍，回他说找到合意的房子再说吧。硅谷一屋难求，朗诺打算仍骑车到学校，所以不愿住得太远，我则不喜欢开车，条件是房子须到处都可步行到。我们第一回北上找房，在斯坦福四周看了几处，不是太小就是太贵，中介言下之意是我们的要求太不切实际了，建议下回到学校北面便宜点的门洛帕克市找。第二次北上，我事前做足功课，发现门洛帕克市待售的房子寥寥无几，却有一处空置了数月，离市中心很近，骑车到斯坦福也方便，便请中介带我们去看，她居然没听说有这栋房子待售。后来才知道卖方的中介忙于销售豪宅，根本无心经营这单买卖；而这房子本身也不容易售出，原因是开发商拆了原有的老屋盖了前后两栋，各只有一个车位，虽说有车库但形同虚设，因旋转的空间太小，车子不易驶进，只好用来放杂物；而一般住三卧房的家庭有两个成人，需要两个停车位。最糟的是通往两栋间小停车场的车道很窄，较大的车出入困难。朗诺和我正好仅有一部小车，不成问题。
吴文津夫妇和他们在湾区带大的两个孙女，2015年摄吴先生夫妇是理想的邻居，平日互不干扰，有事商讨或妙人来访才相邀。他们的社交圈子比我们大多了，经常有国内外远道而来的亲友，甚至还有陌生人慕名来访。有些客人忘了他们年龄近百，谈得开心晚饭时分还不走，吴夫妇便请他们到中餐馆吃晚饭，吃完又回吴寓谈到深夜。吴太太对我说她忙不过来，我便教她怎样逐客：“这还不容易？吃完饭离席站起来时你就说，‘好吧，谢谢你们远道而来。下次见！’”果然有效。吴先生虽从旧社会走出来，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对任何人都没有成见，人缘特别好。朗诺不少哈佛老同学听说我们和吴夫妇成了邻居，都说要找机会来拜望他，他的成都小同乡、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倒真来了和他们叙旧。我没加入吴夫妇的教会，有几次跟他们去做礼拜，发现有个智障男孩总尾随着吴先生，有机会即依偎过去，吴先生便把手搭在他肩上，低声和他交谈。相信这是因人人直觉他是个没有心计、表里如一的人，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坦诚”吧，跟他在一起感到无比的舒服自在。
张隆溪2014年从香港来探望吴夫妇，与艾朗诺在我们家留影我们搬来之前，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图书馆的前中文主任彭松达，得知朗诺与我将和吴先生成为邻居，嘱咐我说：“你曾替洪业写传，也应该替吴文津作传！”认识吴先生后，我对他的背景也很好奇，究竟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天我见吴先生正在停车场修剪玫瑰，便奔出去问他：“吴先生您有空的话，我把您的回忆录下来好不好？”他感到有点突兀，说：“我现在正忙，以后再说吧！”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没空，还是借故推辞。直到2016年厚厚一本的《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出版后，他送了我们一本，才确知他不是哄我的。然而等吴先生有时间，又轮到我没时间了。因2016年夏白先勇的《细说红楼梦》在台北出版时，朗诺和我正好在台北，谈起《红楼梦》为何始终在西方没有广大的读者，结论是这几百年前写的有四百多个人物的小说，连中文读者都需导读，何况是处处都会碰到文化障碍的西方读者？大家怂恿白先生写英文导读，我冲口说：“白先生，我帮您！”这是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替吴先生作传的计划只好搁置了。吴先生年事已高，虽然非常健康，我怕不赶快把他的事迹记下会来不及，便劝他把特别有历史意义的事比如抗战时替国军当翻译，五十年代搜集中共早期资料，六十年代考察各地图书馆与中国有关的收藏等，整理出来在“澎湃·私家历史”和《上海书评》上登载。
朗诺和我搬来两三年后，吴夫妇带大的孙女相继中学毕业去东岸读大学。他们两夫妇除参加教会活动，主要消遣是在电视上看各种球赛：篮球、棒球、足球，都兴致勃勃地追着看，许多球队的胜负历史都了如指掌；大概仍感到若有所失，又从动物收容所领了一头白毛小狗回来。这只狗曾受以前的主人虐待，乱吠还会咬人，很久都没人敢要，看到吴太太却懂得乞怜，吴太太把它抱了回来全家当宝贝。我本来不怕狗的，独怕这只见了多次仍对我那么凶的狗，此后到吴家前须打电话让他们把狗关牢，于是更少登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