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精绘：苏州弹词长篇中的江南社会》是一本社会文化史著作。此书虽隶属于《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但却与他著颇有异趣。如果说其他著作是以论述“江南社会中的评弹”，此作则转换视角，先聚焦于“弹词文本中的江南”，再回到评弹本身。自陈寅恪先生开创“以诗证史”之法以来，文学作品可作为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已成为史学界之共识。《浮世精绘》（下文简称《浮》）即是遵循此理路，“以弹词证史”，将弹词长篇文本作为映射江南社会之镜，让读者通过民间曲艺此一途径，去探索江南的世间百态。考虑到参与长篇弹词书目创作和表演的是民间艺人而非传统士大夫，故作者不是把弹词文本作为精确而直接的“证据”来考证江南社会史，而是将其作为一面镜子，把通过艺术折射的“镜像江南”利用严谨地史学考证之法，进行深度还原。由于评弹是大众艺术，于是本书所证之史，便是人民的历史，着重反映的是江南人民的心态与社会文化。评弹创作取材多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市井文学，故弹词文本在表现大众心态和价值观念上便胜于士大夫阶级的文学。作者通过研读大量文本后发现，弹词在政治教育、情爱观念、科举观念上有着鲜明的共性表达。此种共性表达，即是民众在接触、感受、观摩到明清时期科举兴盛、党政纷乱和礼仪教化后的反馈。鉴于民众隔离于士大夫生活之外，所以他们的反馈既呈现出对以上事物热切的窥探欲，又体现了民众只能隔岸观火、无法深入其中的无奈与愤懑。正因为如此，弹词文本中的科举、政治、官绅生活是大众“想象中的”；但民众心态呈现却非常真实。譬如弹词书目常有表现朝堂忠奸斗争的作品，如《果报录》《十美图》《四香缘》《顾鼎臣》等。老百姓不是政争的参与者，为何弹词却频繁出现此种内容？作者指出，由于东林党、复社把政治斗争的舆论场从朝堂延伸到在野，于是充斥着“戾气”的门户之见、党派之争在社会上迅速扩散开来，而远离朝堂的在野士绅在躁竞、激烈的讨论氛围中，逐步将政争过程简单化，对立双方脸谱化。至明朝中后期，政府对舆论管控日渐失效，民众也能够广泛参与到政治讨论中。伴随着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文艺创作者们开始追逐“热点”题材，于是把政争纳入其中。民间艺术创作者受限于阶级身份和认知程度，只能以简化的“忠奸斗”模式去描述想象中的政治生活。时至清朝，清廷对思想和舆论管制极为严苛。而隐藏于社会语境下对前明的怀念与反思如涓涓细流，悄悄地流淌在民间。虽然弹词创作者们无法深入理解“反清复明”之意，但相关议题中蕴含的抗争精神，正好契合民众对“邪不压正”的朴素理解，于是“忠奸斗”的主题又在弹词书目中延续下去。可见，民众即便无法参与政治，但借助文艺创作可以表达他们真实的政治心态。尤其是在商业气氛浓郁、舆论发达的江南社会，弹词成为了民众的“政治宣泄口”。“忠奸斗”表达的是民众对正邪对立、大是大非的朴素理解，有着普遍意义的真实。作者同时看到，民众不仅是政治议题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舆论的反馈者。悠悠之口也影响到士大夫阶级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所以，史学研究者要抛弃对通俗文艺作品的成见，不要对民间文艺怀有“皇帝也用金锄头”式的偏见，而要将其作为打穿研究社会史的一把锥子。《浮》借助研究弹词文本中的江南社会，打破了两个对民间通俗文学和江南社会的“刻板印象”——通俗文学宣扬爱情自由，江南商业兴盛带来了更为开放的社会。恰恰相反，长篇弹词书目中少见元杂剧或明清小说中浪漫化、自由化的爱情呈现，其婚姻观、家庭观、教育观具有保守倾向的儒家思想观念。譬如《玉蜻蜓》《珍珠塔》等充满生活气息、情感元素的长篇，其中对女性的要求依旧不脱“忠孝节义”四字。作者还指出，同治《苏州府志・列女传》中排除因战乱、盗匪而死者，保守估计有230条女子守贞记录；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则有全国数量最多的贞节牌坊。弹词文本中的官绅家庭，其婚姻极具功能性，一则联姻才子，提升地位；二则士商联姻，交换利益；三则实行“买卖婚姻”。前两者充分体现了儒家等级制度对婚姻控制和对阶级跃迁的导向（《玉蜻蜓》《珍珠塔》），后者则被创作者加以批判（《双金锭》），透露出对商业化婚姻的反感以及对儒家道德标准的推崇。但弹词文本中几乎不见为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内容。士绅家庭的教育观念也是极富功利性的，即热衷科举。弹词的创作者们虽为“小民”，但他们对待科举的态度和士绅别无二致：科举可获利，科举为正途。弹词文本中频繁出现的科举说教，正是对明清时期科举成就辉煌和极为激烈的科举竞争的映射。
